孟子提出井田制是和法家如商鞅的经济发展战略唱对台戏。商鞅在秦国变法搞改革提出“为田开阡陌，民得买卖”，“阡陌”就是孟子说的“经界”，也就是井田制中的各家田地的边界。商鞅主张废除这个边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被认为是一种进步的改革思想。孟子之所以坚决反对商鞅的这个改革，就是因为担忧这样一来统治者必然以改革为名，滥用手中的权力侵吞民众的田产。这样势必产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导致严重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公。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商鞅的改革主张鼓动人们普遍的求富欲望，以利相诱，不能说没有道理，实践也充分证明商鞅的改革确实十分成功，它直接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发展乃至国势强盛，为秦国以后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但商鞅的改革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班固说：“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说得更尖锐：“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就是说，商鞅变法抛弃传统，实行土地私有的自由买卖，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富人财产千万亿万，贫苦的人却只能吃糠咽菜；富人拥有的田地是那样广阔，连田间的道路都吞没了，贫苦的人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

　　孟子和商鞅针锋相对，明确地反对“上下交征利”（《孟子•梁惠王上》），而是更重视社会公平。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商鞅的改革有其必要性；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孟子的主张也有其合理性。特别是面对强者利用权势肆无忌惮地欺凌侵夺弱者时，孟子的主张就更体现出社会的正义性、道德的崇高性。
　　孟子与商鞅的悖论一直到今天仍突出地表现于转型期国家的改革历程中。例如在中国和俄罗斯，尽管改革所采取的模式大不一样，但都发生了贫富悬殊的问题，都发生了强势阶层侵夺弱势阶层，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都碰到了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关系问题。在俄罗斯转型的过程中，所谓“休克疗法”，急剧转型导致平民的权益被肆无忌惮地侵夺，原先的党政大员一下子变成了公司的大股东、董事长。弱势阶层始终承担着改革的代价，而许多改革举措在权势者的操纵下往往扭曲变形，成为权势者巧取豪夺的盛宴。据相关统计显示，我国标志着贫富悬殊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红线0.4。有个统计表明，1%的人拥有41.4%的财富，国企老总的收入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128倍。特权收入、腐败收入乃至种种“灰色收入”，也使少数人成为最稳定的富裕阶层。许多改革或调整的项目出台，为有权有势者从中自肥开启了方便之门，如价格双轨制的牟利空间、贷款黑洞、国有企业改制中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公共基金的滥用、农村可耕地的使用性质转换、官员入股煤矿，等等。官员以权谋私的肆无忌惮，极度贫富悬殊现象的蔓延摧毁了社会公平，已经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威胁。

　　孟子坚决反对“暴君污吏”利用政治特权侵害民众利益，应该说是抓住了社会公平问题的症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对发展工商业的主张。他的主张最令人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反垄断。例如他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孟子•公孙丑下》）古代的买卖，以有易无，这种事相关的部门管理管理罢了。但有一个卑鄙的汉子，一定要找一个高地登上去，左边望望，右边望望，恨不得把天下所有买卖的好处都一网打尽。人们都觉得这人太卑鄙，因此抽他的税，向商人抽税就是这样开始的。孟子好像是在讲笑话，税收制度不会这样随随便便就开始了。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孟子是何等蔑视垄断行为。孟子关于发展工商业的第二个主张是反对滥收税，主张鼓励工商。孟子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孟子•梁惠王下》），“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要求：关卡和市场应该检查货物但不能滥收税，市场上应提供空地储藏货物，但不能征收货物税；如果货物滞销了，应该依法征购，避免长久积压。孟子为商人想得真的很周到，这也是先秦儒家对工商的共同态度，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十分前卫的经济学思想，其强调贸易自由的理念丝毫不亚于今日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谈到孟子的经济思想时，我们还不应忘记，他还是最早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思想家。他说：“不违农时，榖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段话明确地阐释了今日看来尤其值得珍视的生态主义思想、环境保护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孟子两千四百年前的规划，直指生态问题已经触目惊心的现代社会，可以列入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

　　四、仁政王道：义利之辨，两个视角
　　仁政王道是孟子基本的政治诉求、政治理想。这一思想典型地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圣王思想，它强调道德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认为只有先解决好道德问题，然后才能解决好政治问题。仁政王道的思想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对民众生存的关注。孟子提出统治者应“与民偕乐”（《孟子•梁惠王上》），实际上就是要求统治者必须关怀大众，改善民生，这是仁政王道的具体体现。

　　孟子由此进而提出了中国政治史上最进步的政治理念：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主张的仁政王道始终贯彻着关注、同情平民大众的基本立场，始终以平民大众的生存状态作为衡量政治好坏的最高标准，体现了一种人民性的政治理念，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优良的政治传统。中国历史上能够名垂青史的政治家，都体现了这种政治理念和政治传统。范仲淹著名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思想源泉就出自孟子。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阐释仁政王道时提出的义利之辨。《孟子》开篇就讲义利之辨，“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何必曰利”的思想一直遭到误解与批判。有人一提到孟子的义利之辨就斥之为迂腐，认为这是孟子用抽象的道德信条束缚经济发展，甚至是剥夺民众的生存权利，不管人民的死活，显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今天看来，这种批判太简单化了。讨论孟子的“何必曰利”，不能丢掉那个“王”字，孟子说的是“王何必曰利”，就是指责统治者，你不要开口闭口都是你的利，你的利已经太多了，应该讲点义了。对官员就是要好好讲讲义，什么钱都敢贪，都敢拿来中饱私囊，以一己之大私冒充天下之大公，难道不是最大的不义吗？

　　我们看到，孟子的义利之辨其实有两个视角：对统治者讲“义”，对老百姓讲“利”。从对统治者的要求说，统治者一定要讲“义”，也就是推行仁政王道，而谈到百姓时，孟子则念念不忘保障他们的权益，也就是他们的“利”，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孟子要求保障民众的恒产，也就是保障其生存权的不容剥夺的私有财产。因此，孟子的义利之辨，恰好是在为民争利。

　　孔子和孟子，从道德到政治，一方面树立了伟大的人格理想，另一方面又设计了系统的政经制度。他们的思想逻辑就是要求先做人，然后才能做事，做好人，才能做好事。用儒学的术语，叫做“内圣外王”。朱熹所谓《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遵循着这个逻辑。因此儒学实际上是从伦理到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学。一切都围绕着做人，做有道德的人展开，因此人生境界的追求也就成了儒家的核心诉求。下面就谈人生境界问题。

　　日期：2010-08-31　00:46:34
　　圣人做不成，至少做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