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公元前74），字少卿。西汉陇西郡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是善于骑射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可能是由于基因再加上祖传的技艺吧，李陵武艺高强，也非常善射。当时任骑都尉，是统率羽林骑兵的高级军官，相当于现在的师长吧。这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北击匈奴，又派李陵带兵为李广利监护辎重（粮草和军用物资），作后勤保障工作。而李陵却自报奋勇，愿率所部直捣匈奴单于①的主力。武帝应允。李陵率五千名弓箭手，主要是步兵，北行三十日，在荒漠中经过艰苦的跋涉，到了浚稽山（在今外蒙）一带扎下营盘，先后与匈奴十多万骑兵交战多日，共杀敌一万多人。但因众寡不敌，在突围中走投无路，最后喊了一声“无面目报陛下”，投降了匈奴。在李陵所统帅的五千人中，最后只有四百人返回了汉境。

　　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回长安，朝野上下为之震惊，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但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三言五语能够说清楚的。你说李陵是软骨头吧，他以五千人对十万人，已经做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共杀敌一万多人。如果那时他在战场上战死了，就不愧是彪炳千秋的英雄。
　　你说他是硬骨头吧，毕竟他在最后关头投降了。出水才见两腿泥。哪有这样的硬骨头？
　　人性，不是固定的标签。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烈士与叛徒，英雄与狗熊，往往系于最关键的一念之中。
　　板子应该打在谁的屁股上？
　　古今论者，对于李陵投降事件，在认识上颇有分歧。就是说：谁应该为李陵的投降负责？板子应该打在谁的屁股上？
　　有人认为：李陵投降的责任，主要应该由皇帝汉武帝负责。当李陵到达浚稽山，把军队驻扎下来以后，他当即把路径的山川地形绘成图，派快马送至长安；在与匈奴遭遇后，他又及时地把战况报告给汉武帝，以便汉武帝能够调兵遣将控制全局。但是直到李陵与匈奴血战十余日，辗转千里，汉武帝却一直不发兵相救，使李陵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奋勇死战，直到把箭射完，走投无路，才被迫投降。

　　又有人认为：李陵投降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强弩都尉路博德负责。在李陵率军出征时，汉武帝同时派前伏波将军，强弩校尉路博德带领一支军队在半路负责接应。但路博德却欺骗了汉武帝，没有发过一兵一卒前去接应，造成李陵孤军深入，战败投降的后果。
　　还有人认为：李陵兵败的责任，应该由他个人来承担。本来汉武帝原来的意思是让李陵率兵监护粮草和作战物资，作第二线的后勤保障工作。李陵却逞强好胜，有轻敌思想，主动要求深入匈奴内地，以少击众，直捣其王庭。而且战败不能作为投降的理由。我国历史上有多少英雄人物，在兵败被俘的情况下，不是仍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没有丧死气节吗？就是与李陵同时代的苏武，由一个使节变成囚徒后，受尽了许多威胁、利诱和折磨，不是始终没有失节背汉吗？

　　李陵投降事件，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为了不偏离主题，我们在这里不想深入探讨。我们着重要谈的是：这件事对一位历史名人的命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位历史名人就是被尊为“中国历史之父“的司马迁。

日期：2010-05-20　21:40:07

　　司马迁因言得祸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县（今陕西韩城）龙门人。龙门地区因山而得名，此山在今陕西韩城北50里。
　　他是汉景帝至武帝时人。生卒年份在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据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考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于武帝最后一年（后元二年，公元前87），享年59岁。而张惟骧考证的结论则是：生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卒于汉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只活了42岁。（《小双寂庵刊•太史公疑年考》）不过，现代的学者多同意王国维的说法。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是主管“文史星历”的文化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国家档案馆长、兼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兼国家天文台长。古代官员不像现在这么人浮于事，若拿现在的编制，至少需要八个首长（党政两套），40—60个副首长，还不算党的副职。根据古代的“世卿世禄”制度，就是官员的后代世世任同一官职的接班制度，司马谈逝世之后，司马迁仍然任太史令。

　　且说武帝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非常愤怒，询问群臣，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群臣多是看着皇帝的脸色说话和行事的（今天的“做官经”叫作和领导保持一致），谁还敢为李陵辩护呢！只有惯于发表“右派言论”的司马迁站出来说了几句违背领导意图的话：
　　“李陵事奉母亲很孝顺，和士人交往讲究信用，为了国家常常奋不顾身。看他平时的一贯表现颇有国士之风。如今不幸兵败投降。大臣们为了保全自己和妻子，便罗致他的罪名，实在令人痛心！而且李陵率领步卒不满五千，深入千军万马之中，抗击匈奴数万之兵。转战千里。直到箭尽路绝，士卒们还拿空弓，冒着白刃，面向北方，争取杀死敌人。足见李陵能使部下誓死为他效命，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他虽然以身陷阵，战败投降，但杀死敌兵之多，其功勋也足以彰明于天下。他所以不死，应该是为了有机会再报答汉朝啊！”

　　司马迁说出了这番话，纯粹是出于公心，并没有半点私情在内。正如后来他在答复一个在狱中的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的信、就是有名的《报任安书》中说：
　　“我和李陵一同在朝廷中任职，平日并没有什么深交，性格爱好并不相同，没有在一起喝过一杯酒，没有互相畅叙情谊的欢欣。”
　　这时汉武帝正在气头上，怎能听进司马迁的话？反而认为司马迁为李陵开脱，是在诋毁无功而返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于是便把司马迁押到大牢之中，交由廷尉部门（最高法院）审理治罪。

日期：2010-05-21　21:10:58

　　为了史学事业甘受腐刑
　　司马迁在大牢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然后被定成了死罪。
　　在古代，仅仅因为在皇帝面前为降将说了几句辩护的话，就被判了死罪，在今天看来，既可以理解，又不可思议。
　　为什么可以理解？一个当官的不会揣摩领导的意图，在今日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不会拍上级的马屁，你当的什么官？
　　为什么不可思议？判的太重了。在今天，这样的官员不过是不提拔、靠边站、或调离非机要部门而已。看来生在今天讲究“法制”和“人权”的社会，实在比司马迁幸运多了！
　　根据汉代的法律，被定为死罪的人，在两种情况下可以赎免：

　　一是交纳五十万铢钱赎金。
　　二是受腐刑。
　　交赎金，司马迁办不到。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一铢钱的购买力约合今之人民币5角，那么50万铢钱，大约合今之25万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家境贫寒，家产不足以自赎，亲朋好友没有人救助，皇帝左右的亲近之人也不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这可就没辙了。
　　司马迁所任的太史令，是个六品官，比七品芝麻官的县令大一品，今天算是地师级吧。月俸600石，实领70斛粮食，合今2800斤，折成粮价，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4000元（按平常年份的粮价计算）。50万铢钱（约合今25万元），就是司马迁五六年的工资。司马迁家无积蓄，太史机构是一个清水衙门，并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何况司马迁很自律，即或有什么“潜规则”，他也不会介入的，怎么能交得起这笔天价的赎金呢！

　　不能花钱免死，就只剩下受腐刑的一条途径了。
　　腐刑，又名宫刑，阴刑。最初只是“去势”。势，外肾，就是阴囊和睾丸。最初只是割去这一部分，使受刑者失去生殖能力，断子绝孙。后来随着宦官制度的发展，便演变为把阴茎完全割去，以免淫乱后宫。这种刑罚很残酷。据司马迁自己的的描述：受刑时要脱光身子，带上枷锁镣铐，受杖击鞭打，打个半死后再施刑。受刑后要打入蚕室。蚕室，就是生火的暖室，打入蚕室是为了防止伤口感染，创口愈合后才可以出来。

　　任何人受此奇耻大辱，心情都是非常痛苦的，何况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代名流司马迁，他的自尊心就更强，精神更加敏感呢！他在给任安的信中说：自己受刑之后，“见到狱吏（看守所官员）就以头触地，面对徒隶（狱警）便心惊肉跳不敢喘气。”他又说：
　　“我因为言论遭遇这样的灾祸，深为乡里所耻笑，玷污辱没了祖先，还有什么脸面再去上父母的坟墓呢！即或经过一百代，也只会使污浊的名声越加深重罢了。因此每天回肠九转，在家里恍恍惚惚，好像丢了魂儿，外出则茫然不知要往哪里去。每当想起这种耻辱，未尝不汗流浃背，湿透衣衫。”
　　这实在是大耻辱，大苦闷，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