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所以甘愿接受这种酷刑，忍辱苟活，并不是怕死，只是为了史学事业，只是为了自己的著作《史记》能够最后写成，流传千古，警示后人。他在《答任安书》中说：自己的著作一百三十篇，“还没有脱稿，恰好遇到这场灾祸，痛惜此书没有完成，所以接受极刑而没有怨色。如果我能完成这部著作，把它藏在名山，流传于通都大邑的人群中，那就算偿还了我先前受凌辱的债，即或被千刀万剐，岂能有什么悔恨之情！然而这些只能说给智者听，是难以对凡夫俗子讲的。”

　　司马迁的胸怀是广阔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那时著书并没有一文钱的稿费或版税，也不能评什么职称，取得什么专家，博导的头衔，和今天那些专门以敛财为目的的所谓“学者”相比，其境界何止是天壤之别！

日期：2010-05-22　21:23:08

　　苦难是成功之母
　　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苦难也是成功之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列举了历史上因为苦难而发奋著述的例证说：
　　“古代有钱有势而名字湮没不闻的，不胜枚举，只有气度恢弘的非常之人才能受到称道。西伯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处于困境而作《春秋》；屈原被流放而作《离骚》之赋；左丘明眼睛失明著成《国语》；孙子（孙膑）受了膑刑（挖去膝盖骨）修成《兵法》；吕不韦被迁徙到蜀地，《吕览》（《吕氏春秋》）流传于世；韩非被囚禁于秦国，《说难》、《孤愤》等篇风行于世；《诗经》三百篇，大多是圣贤为抒发愤怨之情而作。这些人都是思想上有忧郁的情结，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追述往事，使后来人能理解自己的心意。我竟至像左丘明失明，孙子断脚②那样，已经不能被起用，便愤而著书，以抒发愤怨，希望通过空虚的文字来表明自己的感受。”

　　由此可见，《史记》也是一部发愤之作，也是苦闷的象征。但不是通过诗赋的艺术形式，而是通过对过去的历史事件，人物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不平之心，愤懑之气。所以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物不得其平则鸣。”世界上的事物，从来就存在着不公平，所以以愤怨之心，来揭露和控诉这种不公平，要求社会改革，是文学艺术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如果只是歌功颂德，只是站在既得利益的立场上说话，那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不会有文学艺术和史学的繁荣。如果按照那位“学术超女”的主张去做，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平，只能先反省自己的内心，而不要产生愤怨之情，那么司马迁就只能甘心作一具唯唯诺诺的太监，能够完成流传千古的《史记》吗？

　　苦难是坏事，也是好事。照司马迁的说法，它玉成了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诗经》的作者；而我们同样可以说：它也玉成了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
　　这使我们想起了孟子的一段名言：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所以天要把重大任务落到这人的身上，一定先要苦恼他的心志，劳动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肚子，穷困他的身子，他做事总是倒霉，这样就可以锻炼他的意志，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的适应能力。）

日期：2010-05-23　20:14:11

　　《史记》是怎样写成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能够看到国家珍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就是各种史书以及其它的图书档案。他想根据这些资料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史书，大约此书的大体规模，是司马谈草创的，有一些资料也是他搜集整理的，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便逝世了。临死前抱着万分遗憾的心情，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续做成这件事，司马迁痛哭流涕地答应了。

　　司马迁原在朝廷中任郎中之职，是皇帝的警卫和侍从人员。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就是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37岁，继任太史令，开始了整理史料和撰写史书的工作。天汉二年（公元前99），司马迁47岁，因为有关李陵案的言论受了腐刑。这时司马迁整理和撰写史书已经十年，还没有完全脱稿，所以他宁愿忍受奇耻大辱，甘受腐刑，以便能够保存自己的生命，完成这部旷世巨著。

　　他受腐刑后当了宦官，又受到了汉武帝的宠信，任中书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在秦汉时期，这个职务都由宦官出任。他虽然离开了太史机构，仍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撰写史书。
　　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91），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宣称史书已经基本脱稿。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到这时，他整整写了十八年，才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以后他大约又活了三、四年，少不了还要进行修改增补。这样算起来，《史记》的写作一共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古人治学严谨，考订详尽，再加上信息闭塞，书写条件困难，写一部大型的史书，一般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如唐•李延寿作《南北史》，用了十七年；宋•宋祁与欧阳修作《新唐书》，也用了十七年；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花了十九年。比较起来，司马迁写《史记》，时间是比较长的。
　　这部书原名《太史公书》，到魏晋之际，才称为《史记》。
　　司马迁写成这样一部彪炳千秋的史学巨著，是和五个重要条件分不开的，我们可以概括为五个“得力于”：

　　第一，得力于家学的传承；
　　第二，得力于国家所珍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第三，得力于司马迁的勤学；
　　第四，得力于坎坷的命运，不幸的遭遇。是苦难玉成了他。
　　第五，得力于他的游历和实地考察。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司马迁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在黄河北岸，龙门山之南耕种放牧。年纪十岁就诵读古文经书。二十岁南下游历长江、淮河流域，登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探寻禹穴，观看九疑山（在湖南宁远南），泛舟游于沅水、湘江；北上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的旧都（今山东淄博、曲阜）讲习学业，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今山东邹城）峄山参加乡射之礼；受困于蕃县（今山东滕州）、薛县（滕州东南）、彭城（今江苏徐州），经过梁（今河南开封），楚（今湖北）而回到长安。”

　　据王国维考证：司马迁此次二十壮游，跨越了今陕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九个省，行程近三万里。
　　这仅仅是青年时代的一次出游，后来他在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官职时，曾多次跟随汉武帝巡行，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寻访了许多历史古迹和名人故居，既丰富了他写作的内容，又把神州景物之壮美以及山川灵气，融入著作之中，使这部史书更加瑰丽和生动。

日期：2010-05-24　20:54:14

　　《史记》的价值
　　《史记》共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此书的价值，简单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通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汉武帝时期，记载了大约上下三千年的历史，是古代历史的一次大总结，大汇集。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史记》是一部大通史，其它多为断代史，或记载邻近几个朝代的小通史（如《南史》、《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也有人认为这几部书也是断代史。）

　　第二，“正史”的纪传体例，是《史记》所确立。以下的二十三部史书，虽然有一些改动，但基本框架是确立起来了。司马迁（也许还要包括其父司马谈）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第三，它不仅是一部史书，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大总结，凡六经、诸史、诸子百家、科技、天文历法、医药等古代文化的诸多内容，无不有所总结和评介，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
　　第四，是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面写照，对帝王、将相、各级官吏、学者文人，游侠、刺客、货殖（工商业者）……总之，社会的各阶层、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书中都有所反映，可以称之为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大观园、万花筒。
　　第五，取材广泛，史料丰富。那时还没有纸、文献资料或书之竹帛（竹木简，帛书），或铭之金石（青铜器铭文、碑刻、甲骨铭文），搜寻不易，考释困难；司马迁能够搜集、整理这么丰富的史料，其工程之浩大，用功之勤奋，可想而知；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传承，功不可没；从而也就使《史记》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