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东汉经学大师郑玄（127-200）的注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指的就是五帝时的禅让制度，也就是“公天下”；而“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指的是禹，汤以后的“家天下”，在一家一姓中传承帝王之位。前者称为“大同”之世，后者称为“小康”之世。（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奔小康”，不是一个概念）。这可以表明：战国中期以后的儒家，已经接受和融合了墨家的禅让之说，他们假借孔子的名义说事，把五帝时的大同境界，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最高纲领”。但这也只是唱高调而已，禅让观念与儒家的“家天下”的政治理念毕竟是格格不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提倡的“选贤”，不过是选择能为王朝服务的优秀臣子罢了，怎能把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稷让给他人呢？汉高祖刘邦连“非刘氏而王”都不接受，更何况非刘氏而帝？儒家只是把“大同”之世作为虚无缥渺的最高纲领挂在那里，而他们的现实的政治理念，还是最低纲领的“小康”之世，实质上是用“小康”取代了“大同”。

　　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
　　近代以来，受摩尔根和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的影响，学者们按图索骥，认为“大同”之世和禅让之风就是原始社会财产公有和民主推选首领的反映。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的历史著作和历史教科书，都这样宣讲。但仔细推敲起来，事情也并非这样简单。战国距原始社会，至少也有两千多年，原始社会又没有文字，这段历史是怎么传下来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史影，当然也无可厚非；但若是说真是那段历史的直接的描述，就难以说得通了。在今天看来，最为稳妥的说法，应该是战国学者的一种天才的想像，一种崇高的理想。

　　《礼记•礼运篇》的作者，发现了一个科学的秘密：当时社会的动乱、人民生活的艰难与痛苦、道德观念的沦丧，是源于经济上的私有制，而这也就决定了政治上的专制，从而也就产生了争城掠地的战争。只有在经济公有制的前提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会有政治上的民主，才会选贤与能，才会产生禅让制度，才有良好的伦理道德和安定的社会秩序。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的理念。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现，比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早了两千多年。

　　共产主义的前提是财产公有制；共产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在财产公有制基础上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以及与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法权观念、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等等；而《礼记•礼运篇》的作者，对此都作了原则性的阐述；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在这些方面的观点，原则上是相同的。但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相比较，主要的缺陷是：

　　第一，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并没有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只能把理想寄托在现在和未来。而《礼记•礼运篇》的作者则认为先有“大同”，后有“小康”，“天下为公”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实质上是一种“今不如昔”的历史退化论。
　　第二，马克思从分析劳动、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现象入手，揭示了阶级剥削的根源以及私有制条件下的各种弊端，进而规划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与步骤。一百多年来，经过各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尽管已经证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还有缺陷，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但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所不能比拟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发达的商品经济进行全面解剖的结果；处于生产力低下、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不可能走得太远的。

　　但不管怎么说，“大同”与“禅让”之说，毕竟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美好的理想主义的光芒，曾照亮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心灵，促使他们为实现“世界大同”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喊出了“天下为公”的口号，都是受到了这样的启发。从某种意义来说，“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也是当今真正的共产党人（腐败分子、穿着红色外衣的以权谋私的官僚除外）政治理想。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五帝本纪》
　　2、《史记•周本纪》
　　3、《尚书•尧典》
　　4、《礼记•礼运篇》
　　5、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载《古史辨》七下，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①《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禅，传位也”。

　　②据学者研究，《尚书•尧典》大约写成于战国中期，晚于《论语》的成书。
　　③《论语》的最后一篇《尧曰》，似乎透露出一些尧舜禅让的信息。但学者认为这不是《论语》的原文，而是后人附在书后的残篇断简，与孔子没有什么关系。（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八〈论语•尧曰章〉辨伪》，载《古史辨》七下，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④原文是：“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意思是：厨师虽然不烹制祭祀用的上供的食品，掌管祭祀的人也不能越过祭器去替他烹制吧。这就是成语“越俎代庖”的出处，指越权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
　　⑤对于这件事，不同版本的《高士传》，说法互有出入。参见《太平御览》五百六、《史记正义》、《世说新语》注所引《高士传》。
　　⑥蜡祭，即腊祭，岁终祭祀百神。所以十二月称为腊月。
　　⑦古人所说的“道”，有理论、理念、学说、轨道、理想、规范、主义、规律、真理等义，可以会意，不可以言传。用现代的语言来对译，很难找到太恰当的词句。所以，“大道之行也”，只好勉强用“在大道实行的年代”来翻译。


日期：2010-06-09　20:38:07

　　三、禹迹迷茫遍神州
　　大禹是最古老的传说人物
　　若问：我国最古老的传说人物，都是什么人？许多人一定会不加犹豫地回答：盘古、女娲、伏羲、神农，然后就是黄帝、颛顼、帝喾等等，或者笼统地说：三皇五帝①。
　　但这个答案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溯本追源，查一查古书上的记载，就会发现：尧舜最先见于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成书的《论语》、黄帝、颛顼、帝喾最先见于战国的典籍，盘古最早见于三国人徐整所著的《三五历记》，而大禹则最先见于由孔子整理过的《诗经》、《尚书》等典籍，比盘古、黄帝、尧舜等还要早。2005年，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上，买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簋》（音轨），该器有铭文98字，其中提到了大禹治水的事，是迄今所见到的关于大禹的最早记载。可见大禹传说的产生，最晚是在西周中期。因而可以说：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的情况下，大禹是我国已知的最古老的传说人物。

　　从“禹是一条虫”说起
　　大禹故事的源头在哪里？其实也是神话。在1923年2月，“古史辨”学派（也称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1893-1980）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登在《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关于大禹的来源，他认为与夏朝铸的九鼎有关，禹就来源于九鼎上所铸造的图像。根据《说文》：“禹，虫也”；又因为“禹”字的下半部分是“兽足蹂地”的象形；因而“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

　　这就是顾先生的有名的“禹是一条虫”的说法。此语一出，顿时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当年的学界名流多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连鲁迅先生也著文加以讥讽。直到如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仍然把这件事当作笑话来讲。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现在人们的人文知识已经比那时更为拓宽，再回过头来看那件往事，才发现顾先生在原则上并没有错。远古神话人物有着动物的形象，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常见的，这是和原始人的图腾观念分不开的。

　　到了1937年，顾颉刚在和童书业合著的《鲧禹的传说》中，意见有所修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
　　“共工氏有子曰句（勾）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后土、社，土地神的意思）
　　顾，童二位先生据此认为：共工就是鲧，共工与鲧（音滚）乃一音之转，急读则为鲧，缓读则为共工②。句龙即是“禹”字形义的引伸，“禹”是有足的虫类，是龙螭之属。句龙的“句”字，又与“禹”字的一部分相似，则句龙即禹自很可能。
　　关于禹为句龙之说，顾、童二位先生已开先端，但总使人感觉论据不够充分。
　　1938年，杨宽著《中国上古史导论》，进一步论证了这个问题，从字音、字形上，证明禹为句龙，也就是虬龙，是有角的龙③。至此，禹为句龙，即虬龙之说，算是站住脚了。当然，这是他的原形。从神话思维来说，他已变化成人形，还可以变化为其他动物。例如：大禹就有化熊开山的故事。

日期：2010-06-10　20:41:10

　　治水的神话
　　大禹治水的神话，应该先从洪水的发生开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