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中有《盘庚》上、中、下三篇，是盘庚为了迁都之事对贵戚大臣和百姓们的训话。学者们认为这三篇文字可能是商朝原始的档案，只是篇章、段落有错简、文字有抄写、刊印方面的错误，但大体上还可以读得懂。虽然其中没有明言迁都的原因，但字里行间还是能透露出一些信息来的。下面就摘录其中的一些片断，并译成白话文。

　　“我王来，既受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盘庚上》）
　　（先王既然迁到这里来居住，就是重视我们的百姓，不要受到大的伤害。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互相救助以生存……）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盘庚中》）
　　（从前我们的先王，没有不照顾和保护百姓的。人民和君主能和谐相处，能够顺应天时而生活。如今上天降下大的灾害，先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会不怀恋所建设的都邑，而是考虑到百姓的利益而迁移。）
　　“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迁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盘庚下》）

　　（从前我们先王想要发扬前人的功绩，带领民众迁往山地，因而减少了灾祸，我们国家也取得了好的政绩。如今我的百姓因灾祸而抛家舍业，没有安定的住处。你们质问我为什么要惊动万民而迁徙，这是因为上帝要复兴高祖的功德，治理好我们的国家。）
　　从上面所征引的《盘庚》三篇的片断内容来看，迁都是因为遇到了天灾。什么天灾呢？盘庚谈到先王为了躲避灾祸而迁往山地，显然指的水灾，这是大体上可以断定的。
　　《史记•殷本纪》又说：盘庚迁都之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这是说：盘庚迁都，不仅使人民的生活趋于安定，国家也稳定下来了；他还以此为契机，刷新了朝政，使商朝复兴。所以盘庚是商朝名王，商朝的历史以盘庚为分水岭而分为前后两期，盘庚以后的商朝，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
　　第一，治理国家，正确的决策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既要有高超的智慧，在关键时期善于作出正确的决策，又要有贯彻执行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下属官员和广大群众对决策不理解，有怨言，应该作出充分的，耐心的解释。盘庚作为一个古代的专制君主，能够注意作疏导工作，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其中也有恐吓之词，但那是时代的特点。
　　第三，决策是否正确，实践的成败是最好的验证。历史证明了盘庚的正确，商朝从此走上了稳定的复兴之路。
　　第三个台阶：武丁全盛。

　　盘庚三传至武丁，商朝进入鼎盛期。在商朝历史上，武丁被称为高宗。
　　武丁在位的时间很长。《尚书•无逸》说他享国五十九年，而其它古书还有说他享国一百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的《夏商周年表》把武丁在位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250-1192，符合五十九年之数。
　　《史记•殷本纪》说：在武丁统治时期，“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但《史记》对武丁的武功，却没有一字提及。而我们从甲骨文中得知：武丁的武功非常显赫，他出兵征服了西北的土方、鬼方、羌方等游牧部落以及江汉地区的荆楚，江淮一带的群舒，还经常与东方的夷方作战。这时商朝的疆域西起甘肃、东到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大国。《诗经•商颂•玄鸟》是殷商后裔祭祀武丁的颂歌。诗中说：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王孙子。
　　武王孙子，武丁靡不胜。
　　龙旗十乘，大糦（音西）是承。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商的先君，承受天命而不懈怠，天命永远落在成汤的子孙身上。
　　成汤的子孙，武丁战无不胜。
　　他率领十辆插着龙旗的车，用酒食来祭祀祖先。
　　商的国土幅员千里，百姓安居乐业，
　　还要开拓疆土远至四海。
　　四海的诸侯前来朝贡，络绎不绝，好不风光。）

　　总之，商朝五百年，盛衰交替，发展呈曲线形，主要是上了三个台阶。成汤灭夏，是创业时期，商王朝从此诞生，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逐渐发展起来。盘庚迁殷是稳定时期，从此国力有了飞速的发展。武丁是鼎盛时期，奠定了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但盛极而衰，也是一切旧王朝的共同规律。在武丁的强盛中，同时也孕育着衰败的因素。在武丁以后的大约一百五十年中，经过了六代八王，商朝便由衰败而终于灭亡了。


日期：2010-06-25　20:43:43

　　文明曙光
　　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对于夏朝的真实历史所知甚少，严格说来，夏朝还是一个传说时代；只有从商朝开始，中国才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什么是远古历史分期上的文明时代？各派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把原始社会后期父家长制的时代称为野蛮时代，随着父家长制的解体才进入了文明时代。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
　　1、以冶炼青铜器为标志的生产力水平；
　　2、阶级分化，贫富悬殊；

　　3、国家机构的出现，与其相配套的政治、军事、法律制度的形成；
　　4、文字的发明和编年体史书的出现；
　　5、脱离生产的管理官员和知识阶层的出现。
　　如果用以上的主要特征来衡量，可以说商朝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第一，青铜器时代的到来。

　　传说夏朝大禹或启制造了九鼎，那应该是一组大型的青铜器。但那只是传说，并没有实物佐证。在考古发掘中，商文化以前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只是发现了小型的青铜工具，如刀、钻、锥、凿、鱼钩等等，并没有发现大型的鼎、簋等青铜器，只能说夏代是青铜器的萌芽时期，不能说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只有到了商朝，才能制造大型的青铜器。如1938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带耳高1.37米，长1.1米，重875公斤。仅在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就发现了青铜礼器（鼎、簋等）200余件，青铜兵器130件。因此可以说，只是到了商朝，青铜器时代才到来了。
　　第二，阶级、贫富分化明显。
　　传说夏朝已有奴隶。在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墓穴之大小、随葬器的数量和质量，常有一定的差别，这是阶级分化的表现。但夏朝的阶级分化，尚处于萌芽的状态；只有到了商朝，阶级分化才特别明显了。商朝的家内奴隶有臣、妾、奚、仆等许多名目，还用羌人的俘虏做畜牧或养马的奴隶。至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量的“众”、“众人”等等，很多学者沿袭了郭沫若的说法，认为是农业奴隶，其实是农村公社的社员。但他们并不是自由民，而是被编制在“井田”上，受贵族的剥削与奴役，也体现了阶级分化的特点。至于商朝王室和贵族，杀害大量的俘虏和奴隶作人殉（陪葬）、人牲（杀人祭神或祖先），更是阶级分化的血淋淋的事例。

　　当然，在今人看来，这些都是极不文明的，似乎不能把这些现象和文明挂钩；但在上古时代，阶级分化是文明时代到来的一个标志。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人剥削人的现象好不好，而是应该看到：在由野蛮到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正因为有了剥削，有了阶级和贫富分化，才有生产条件的集中，才有改善生产条件、扩大生产规模的可能，才有劳动者之间的简单协作，才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才有科学文化的发展。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膜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①

　　应该指出：中国古代与希腊、罗马不同，并没有典型的奴隶制，但也有剥削和阶级分化，恩格斯的话对我们很有启示，但不能机械地理解。
　　第三，早期的国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