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两千年
　　把尧、舜、禹、汤、文、武相提并论，把禹、汤、文、武尊称为“三代圣王”，大约是始于墨子。而到了孟子时，他把这几位“圣王”捧上了天，毫无理性思维，只有溢美之词。对于有争议的汤、武，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之辩解。
　　对于成汤伐葛以及他的“十一征”，孟子的美化和吹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看：
　　成汤的征伐从伐葛开始，为什么要征伐人家，是因为葛伯不祭祀。人家不祭祀与成汤有什么关系？有啊，成汤是圣人，不能眼看着葛伯犯错误而不帮助。为了帮助人家解决“牺牲”（以牛羊等为祭品）问题，送去了牛羊，而葛伯却把牛羊吃掉了。又为了帮助人家解决上供的粮食，派国人帮人家种地，还自备伙食，往地头送饭。而这个不通人性，不讲礼仪的芳邻竟然抢夺饭菜，还杀死了送饭的孩子。照孟子的这些说法，成汤的伐葛是做到仁至义尽以后不得已而为之，实在是理直气壮。但这个故事听起来实在太玄乎，其真实性是大成问题的。就算是真的，你成汤一开始不是干涉人家的内政吗？不是要把你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而要建立什么“新秩序”吗？这和现代的霸权国家动不动就以“人权”为借口，对别国说三道四，甚至出兵侵略又有什么区别？而且据孟子说：从这开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如果说，征葛是因为他的头头犯了罪，其它的十征，人家又有什么罪过？难道这么多小国都惹了你不成？这不是狼要吃羊，怎么也有理吗？而对于汤的征伐，各国人民竟热烈欢迎，认为是大救星，解放者到了，东征西怨，南征北怨，都像大旱之望雨一样。（俱见《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这些说法能真实吗？

　　对于武王伐纣，孟子也采取了同样的赞颂态度。齐宣王问孟子：
　　“汤放逐桀，武王伐纣，有这事吗？”
　　孟子说：
　　“在书上有记载。”
　　齐宣王说：

　　“臣弑其君，可以吗？”
　　孟子说：
　　“损害仁爱的人叫做‘贼’，损害道义的人叫做‘残’，残贼之人叫做‘独夫’。我听说过诛杀‘独夫’纣了，没听说过弑君。”（《孟子•梁惠王下》）
　　看来孟子在这个问题上颇有造反精神。但他没有从正面回答臣是否应该弑君，而是说“独夫”可杀。在逻辑上讲，臣不能弑君，孟子不能突破这一条底线，但纣不是君而是独夫，那就该杀了。尽管孟子偷换了概念，却给专制主义的君臣关系打开了一个缺口。
　　《尚书•武成》说：武王伐纣，血流漂杵。杵，是捣米用的长木槌。这是形容杀人太多，流出的血把杵都漂起来了。孟子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武成》一篇，不过采取它的两三根竹简而已。仁人无敌于天下，最有仁德的人去讨伐最没有仁德的人，怎么会流那么多血把杵都漂起来呢？）①
　　其实，凡是战争都要杀人，还管是不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在战场上就不杀人吗？哪有不流血的战争？明智如孟子，他不会不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不过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圣王”的理念而强词夺理而已。
　　孟子死后，大约过了一千四、五百年，宋朝人苏轼（东坡）却对孟子的汤武观唱了反调。他语出惊人，说武王不是圣人。下面摘译的是他的文章的要点：
　　“武王并不是圣人。孔子认为汤、武以臣伐君有罪过，但因为他原是殷人的子孙，又生在周朝，不敢直言汤、武之罪，而说《武乐》尽美而未尽善，又盛赞尧舜禹和文王，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还事奉殷，可以算是至德；伯夷，叔齐因为武王杀了君主而不食周粟，孔子却肯定了他；这都明明是认为汤、武有罪过。而孟子却开始把问题搞乱，说杀了‘独夫’不算是弑君。从此人们把汤、武奉为圣人，这都是孔子的罪人啊。如果有像董狐那样的良史，汤放桀于南巢之事必然被写成叛乱，武王败纣于牧野之事必然被写成弑君。如果文王还在，必然不会伐纣，纣不被伐而寿终，或者死于动乱，殷人再立一个新君服事周朝，同时也承续了殷的祭祀，这样君臣之道不是两全了吗？”

　　（《东坡志林》卷五《论古•武王非圣人》）
　　苏轼死了七、八百年以后，清代学者崔述对于苏轼的这番议论大加驳斥。他认为：圣人是奉天而行的。文王不伐纣与武王不得不伐纣都是天意。孟子说：“取之而民不悦，则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武王伐纣，不过为了解救百姓，因为百姓被困于水火之中而不能等待纣王死去，所以才去征伐他，并不是为了贪图他的地盘而灭了他。若殷朝能够另立一个贤君，武王又何必强迫他事奉自己？而且力量能够使殷朝安定而使它不至于动乱，却不肯伸出援手，却希望他们自相残杀而坐享其利，而脱掉自己的恶名，这岂是圣人正大光明的心呢？（《丰镐考信录》卷三）

　　从孟子到苏轼再到崔述，前后两千年，关于汤、武的争议可谓历史久远。其实把事情说穿了，不过是圣人与凡人之辨而已。把汤、武看成圣人，自然就要把他们无限拔高；看成凡人，自然便要摘掉他们的神圣的光环了。
　　《史记•周本纪》有武王戮尸的描述，说是武王到了纣王自焚的地方，向尸体射了三箭。然后下车，又用轻吕宝剑刺击纣王尸首，用黄钺（黄色的大斧）砍下了纣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然后又到纣王的两个宠妃那里。两个女人都上吊自杀了。武王又向她们的尸体射了三箭，然后用剑刺击，用玄钺（黑色大斧）砍下了她们的头，悬挂在小白旗上。

　　梁王绳认为：“武王对于纣王，事后必然要以礼葬之，决不会矢射剑击，斩钺悬旗，有“分尸枭首之惨”，这事是绝对不会有的。这种‘害义伤教’的事，只能使后世叛乱之臣援引武王的例子作为杀君的借口。”（《史记志疑》卷三）
　　崔述认为：“圣人伐暴是为了救民。假使纣王不死，武王必然不会杀了他。武王是圣人，怎么会在纣已死之后摧残他的尸体呢！”（《丰镐考信录》卷三）
　　但武王对纣戮尸斩首，悬挂于旗的事，尚见《逸周书•世俘》、《墨子•明鬼下》、《荀子》的《正论》、《解蔽》、《韩非子•忠孝》、《淮南子•本经》等各种古书记载，绝不是空穴来风。

日期：2010-08-12　21:12:30

　　汤、武今议
　　古人对汤、武的争议，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但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应该以更加科学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思辨方法审视汤、武问题，这不仅可以提高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能力，也可以对现实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战争往往是改朝换代，国家统一或社会革命的一种必要的手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暴力的最高形式是战争。在古代，战争也是孕育新社会的助产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