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发动和领导这些战争的，往往是帝王将相或起义领袖，包括汤、武在内。他们既然领导一场战争，就不能不按战争的客观规律和特点办事，其中有一条尽人皆知的常识性的道理，就是战争是血与火的洗礼，是你死我活的较量，是要杀人的。领导战争的人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而且古代的兼并战争就是弱肉强食，并没有道理可讲，就是讲出一些道理，也多为强词夺理。所谓“春秋无义战”，并不是因为春秋时代发动战争的人缺德，而是兼并战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改朝换代的夺权战争，一般都是在旧王朝腐败衰落的时势下发动的，发动者往往都是新兴的力量，而且总是打着解救百姓的旗号。尽管这种新旧交替可以缓解社会的危机，客观上对百姓有利，但夺权还是为了建立一家一姓的专制王朝，主观上是为了一家一姓的私利，主要不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不过，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成汤伐桀、武王伐纣，摧毁了腐败的夏、殷王朝，建立了有生命力的商、周王朝，振兴了经济、革新了政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他们的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尽管他们也杀人，甚至可以直接间接地杀掉君主；也搞阴谋，也盘剥百姓，也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却不能因此而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他们是时势造成的英雄，反过来又造成了新的时势。但他们绝对不是婆婆妈妈式的“圣人”，“圣王”，也不是道德家，更不是观音菩萨那样的救世主。

　　古人对于汤、武的争论，最关键的问题是说他们以下犯上，以臣弑君，大逆不道。孟子是最推崇汤、武的，但他也不敢说以臣弑君是正当的，而只能偷换概念，说武王所诛的不是君，而是“独夫纣”。归根结底，还是认为不能弑君。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个层面。古人多认为夏桀与成汤、纣王与武王是君臣关系，但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夏、商之时，万国林立（万是形容其多，未必有一万个），都是由原始社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转化而成，夏与商不过是其中的两个大国，并不是天下的共主，与其它各国一般没有君臣关系。由于不断地进行兼并战争，有些小国被吞并而纳入夏、商的版图，有的畏于夏、商的威势而与之结盟，成为盟国或服属国，但仍有其独立性，不仅与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的局面迥然不同，就是和周朝天子与诸侯的关系也有差异。成汤和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大约是夏、商的盟国，顶多是附属国，与夏、商有松散的联系，但仍具有独立性。夏桀与成汤、纣王与武王的关系，绝不是后世那样的君臣关系，并没有绝对效忠于君主的义务。因而在夏、商腐败没落，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汤、武出兵征伐，夺取了他们的政权，就是从古代的礼制和伦理观念出发，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第二个层面。退一步来说，既使夏桀与成汤、纣王与武王，是后世那样的君臣关系，在君主无道，天下共愤，历史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臣下夺权，改朝换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中国古代是一家一姓控制下的专制政体，如果君主荒淫残暴，国事日非，并没有其它的淘汰办法，只有用武力把他推翻，打倒你，我来坐。综观中国古代历史，朝代的更替，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暴力手段来完成的。这是一个发展变化，新陈代谢的过程。那些反对汤武征伐的人，实在是太迂腐了。


日期：2010-08-13　20:20:03

　　文王不文
　　在人们的印象中，武王有些穷兵黩武的样子，而文王则是文明的，是一个政治家或道德家，无论如何也和穷兵黩武挂不上钩，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文是一种谥号，并不是文明，文弱的意思。谥法：“经纬天地曰文”。经纬天地，是治理国家卓有成效的意思，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据孔子说：周国到文王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虽然这说法未必符合实际，但这时周国的疆域已经不小，当是事实。孟子说：文王原来以“方百里”起家（《孟子•公孙丑上》）。那么后来那么多地盘是怎么来的？当然是通过弱肉强食的战争而取得的。仅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就征伐过犬戎（今陕西凤翔西），密须（今甘肃灵台西），耆（即黎，今山西黎城），邘（今河南沁阳），崇（今陕西户县东），包括今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四省之地，规模是不小的。其中今河南沁阳之邘，在洛阳之北不远处，已是商朝近畿之地。《左传•昭公十五年》说：

　　“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这是说：文王伐密须，缴获了密须人的鼓和大路（就是大辂，一种豪华型的大车），文王用来检阅军队。这是以战利品来炫耀武功。
　　《诗经•大雅•皇矣》歌颂了文王伐密须，伐崇的武功：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

　　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
　　执讯连连，攸馘（音国，割左耳）安安。……”
　　（密人不恭顺，竟敢抗拒我大邦，侵入阮国、共国太张狂。
　　文王勃然大怒，整顿军队，开到战场，

　　迎击密须的兵将。
　　以维护周国的利益，使威名在天下传扬。……
　　上帝训示文王：通知你的盟国，联合你的兄弟之邦。
　　使用你的钩援，以及临车，冲车，进攻崇国都城的垣墙。
　　临车，冲车活动繁忙，高耸难登的是崇国的城墙。

　　抓来的俘虏成串成行，多多割下敌人的耳朵献功领赏。）
　　诗中所说的阮国，共国，都是周的属国，都在今甘肃泾川一带。因为密须侵入阮、共，所以文王出兵征伐，但后来阮、共也像密须一样，被周兼并了。崇国是纣王谗臣崇侯虎的封国，是周国的仇敌。读这首诗，我们可以形成下面的一些印象：
　　第一，从“密人不恭，敢拒大邦”和“王赫斯怒”几句来看，文王也有傲气，并不全是温、良、恭、俭、让。文王也不“文”了。
　　第二，战争是激烈的，残酷的。所谓“圣人”，也没有太文明，太人道的打法。诗中谈到抓了许多俘虏，士兵们还忙于割敌方死者的耳朵以便计功。古代战争按杀敌数赏赐士兵，以首级或耳朵为凭证。耳朵轻便，容易携带，但容易把自家死者的耳朵割下来充数，所以后来便通行割首级了。
　　第三，“以笃于周祜”，直译应当是“为了巩固周的福址”，我意译为“维护周国的利益”，这就使问题更明确了。文王的征伐，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借口，但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现在西方国家动不动就赤裸裸的、没有什么伪装的大谈“国家利益”，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可以侵犯别的国家，可以用双重标准对待不同的国家，可以蛮不讲理，这就是国际关系所谓的“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有许多人（主要是古人）认为文王是圣人，思想境界非常高尚，不图私利（包括国家的，个人的私利），不抢地盘，恪守臣职，不想推翻纣王的统治等等，都是不合实际的。


日期：2010-08-14　20:58:01

　　忍气吞声为哪般？
　　在与商朝的关系方面，文王实行韬晦政策，忍气吞声，以假相麻痹纣王。据《淮南子•道应》：纣王囚禁了文王，散宜生等大臣以美女和珍奇之物贿赂了纣王，纣王大喜，赦免了文王，“杀牛而赐之”。这里说文王获释后，纣王请他吃的不是他儿子伯邑考的肉，而是牛肉，还比较合乎情理的。
　　文王回去之后，为了继续麻痹纣王，也装出腐败的样子：修建了玉门，灵台，起居由少女陪伴，整天撞钟击鼓，沉溺于声色之中，“以待纣之失也”（以等待纣王恶贯满盈而失败）。纣王听到了这消息说：“周伯昌的理念和行为改变了，我不担心了。”于是设炮烙之刑、剖比干之心，剖孕妇的肚子，杀死进谏的人。“文王乃遂其谋（文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淮南子》所讲的这个故事未必真实。文王为了麻痹纣王也腐败了一把，有损文王的形象。但其中有两句话却说到了点子上，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一句是“以待纣王之失也。”另一句是：“文王乃遂其谋。”文王实行韬晦政策的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拖垮敌人，等待时机。纣王一天天坏下去，殷朝的江山摇摇欲坠，文王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可见我们前面引证的孔子的话，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服事殷朝，可谓“至德”（最高的德行），纯粹是粉丝的盲目推崇，其实文王哪里是真心服事纣王？乘人之危而准备夺权，才是真实的目的。不过因为文王在世时，条件还没有成熟，所以没有动手，但已为灭商积累了实力，打下了基础，到他儿子武王时，才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当然，文王作为一位政治家，这么作不能算错，灭商兴周符合时代的潮流，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用这个例子来作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君臣关系的楷模是不合适的。文王绝对不是商朝的“忠臣”，对纣王绝对没有什么君臣大义，绝对不是不为周国的利益着想。古代的文王粉丝们（包括孔子在内）所艳称的“至德”、“圣人之心”，其实并不存在。


日期：2010-08-15　21:08:52

　　“圣王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