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逸周书•度邑》和《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殷后，回到镐京，彻夜不能入睡。周公旦来到武王的寝宫，询问不能安睡的原因。武王说：我们虽然战胜了殷朝，但我们的统治并不是那么巩固的。只有定都于中原，才能保持长治久安。我观察了一下中原的地形，从洛汭（洛水弯曲处）直到伊汭（伊水弯曲处）地势平坦，没有险阻，是过去夏人的旧居。我南望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西南，伊水之北）、北望太行山、恒山、观看黄河、还仔细察看了洛水、伊水地区，这里称得起是“天室”（天然的地理形势最好的地方）。武王为了把都城放在天下之中，便和周公作出了营造洛邑的规划方案。近年在宝鸡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也证实了武王克殷后确有要在“中国”（中央地区）建都的想法。只是因为开国时期百废待兴，政务非常繁忙，还没有来得及着手营建；武王便离开了人世。《礼记•文王世子》说武王活了九十三岁，不可能是事实，估计顶多不超过六十岁。

　　周公东征取胜后，回到了伊、洛流域，按照武王的遗愿，并且奉了成王的诏命，在召公的协助下，开始营建东都洛邑。据《逸周书•作洛》记载，新建的洛邑城方圆一千七百二十丈，郭（外城）的方圆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北芒山）。”划分了都，鄙（都城与郊区），城内有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等五宫。当时周朝控制了许多“殷顽民”（主要是被俘的殷商贵族），他们是修建东都的主要劳动力。

　　新建的东都称为“新邑”、“新大邑”，还有洛邑、成周、王城等称呼。至于洛邑，成周和王城的关系，由于古书上的记载有模糊性，而且也存在着牴牾之处，因而古今学者的理解颇有分岐。
　　有的主张双城说，认为洛邑包括王城与成周两个城。
　　有的主张一城说，认为周公只建了一个城，就是洛邑，也称为成周，后来也称为王城。
　　由于近年考古工作的进展，青铜器铭文的增多，再结合古书的记载，主张一城说的学者多了起来。笔者综合各家的观点，并结合个人的愚见，大体上得出了下面的一些看法。
　　周公修建的洛邑，就是成周，在洛水之北，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在成周东三十里的地方，今洛阳东郊白马寺东，有一个成周的下都（附属于成周的居民点），是安置和监管“殷顽民”的地方，并不具备都城的规模。但因为这个地方人口众多，又驻有军队，设有官府，逐渐发展为大的都邑。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成周），以后洛邑也称为王城。就是说：直到春秋初期，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的东都，兼有洛邑、成周、王城三个名子，今洛阳东郊白马寺东，仍然是一个下都。

　　春秋中叶，西周王室发生了王子朝争位之乱，成周（王城）被王子朝之党所控制。周敬王为了避乱，迁到下都去。公元前510年，晋定公率诸侯在下都为周天子修城，由晋大夫士弥牟定设计方案。《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
　　“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餱粮，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书以授帅，而效诸刘子。韩简子临之，以为成命。”
　　（士弥牟制订了工程的设计方案，计算长度，估计高度，度量厚薄，预算沟渠的深度，计算土方，研讨运输的远近，预计完工的日期，计算人工，考虑用料，记载口粮，以命令诸侯服役。分摊劳役和工程地段，记录下来交给各诸侯国领工的大夫，而汇总起来送到刘文公那里。韩简子监工，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
　　这是一个很全面和细致的设计方案，在中国的工程设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建城的工程从下一年（公元前509）春天动工，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从此以后，这里便成为周朝的都城，才称为成周，出现了成周（今白马寺东）与王城（今王城公园）两个城。也就是说：在周敬王十一年（公元前509）以前洛邑，成周，王城，都指今王城公园一带，那是周朝的东都；而在这以后，周天子迁到今白马寺东，这里修了城成为都城，随着也就有了成周之名；而今王城公园一带，则称为王城。洛阳的双城，到这里才真正形成了。从敬王以后，经过元王，贞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慎靓王共十王，都城都在这里；而到了赧（音nǎn）王（公元前314-256）时，则迁到了王城。但这已是战国末期，又过了六十年，周朝便在秦的统一风暴中灭亡了。

　　营造东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周朝的军事、政治力量偏在西方的局面，加强了对中原地区殷商故地的统治，巩固了东征的成果，对周朝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左传•宣公三年》说：
　　“成王定鼎于郏辱阝（音夹辱）。”
　　郏辱阝，在洛邑西。这是说：成王把九鼎迁到了洛邑。《史记•周本纪》也说：洛邑建成后，“居九鼎焉。”古代定都称“定鼎”。但从整个西周的历史来看，西周各王都是以镐京为首都，以洛邑为陪都的。镐京称为宗周，洛邑称为成周。直到公元前770年，西周被犬戎所灭，平王才迁到洛邑（成周）。在这里，历史又给我们提出一连串值得深思的问题：周朝为什么不早日把国都迁到洛邑来？重宗周，轻成周的策略是对还是错？如果早日迁到洛邑来，历史会怎样改写？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希望专家学者，特别是专门研究中国古都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的历史爱好者能关注这些问题并展开讨论。

　　顺便谈谈洛邑的“洛”字。本来是水旁，因洛水而得名。战国时期，洛邑（今白马寺东），改称洛阳。山南水北为阳，洛阳因为在洛水之北而得名。到了汉朝，根据五行观念，自以为是火德，火忌水，所以去“水”而加“隹”，写成“雒阳”、“雒邑”。到了三国曹魏，自以为是土德，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所以去“隹”加“水”，写成“洛阳”，“洛邑”，沿袭至今。


日期：2010-08-21　20:59:58

　　“礼仪之邦”从这里起步
　　平定叛乱，营建东都之后，周公又着手制礼作乐。
　　在古代，礼是一切制度、习俗、仪式、行为的准则，是国家、社会的规范与秩序。在这以前，周的礼制并不是那么完备的。从王位继承方面来说，情况有些混乱。太王（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太王偏爱季历的儿子、自己的非嫡孙姬昌（文王），说是有人看见赤鸟衔丹书（红色的鸟衔着红色的典册）落在姬昌的房子上，这是“圣瑞”（神圣的兆头），姬昌可以共周；决定把王位传给少子季历（王季），以便日后由季历传给姬昌。这是废长立幼，不符合嫡长子继承的原则。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听到了这个消息，两个人便逃到吴地去了，与当地土著结合，建立了吴国。文王的嫡子有十个人，长子伯邑考、次子姬发（武王）、三子姬鲜（管叔）、四子周公旦。文王把嫡长子伯邑考送到商朝去服侍纣王，被纣王杀害，由老二姬发作了太子，然后继位为周王。这件事情表明：文王原先并没有由伯邑考作继承人的意思，否则不会把他送到纣王那里去作人质，以至于丧了命。这也是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的精神的。再有，管叔姬鲜为什么发动叛乱？也和王位继承问题有关。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如果国家需要立长君，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他这个老三应该继位为君，而老四周公旦却以“摄政”的名义代理行使君权，他当然是非常失意和恼火，所以带头发动了叛乱。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为了国家的常治久安，为了避免在王族中不再发生互相残杀的争位之乱，必须确立以嫡长子为核心的王位继承制度，与此相关联的宗法制，分封制，庙寝制，服制等等，也必须创立和完善起来。除此以外，其它的一切礼制，如爵位制、井田制、官制、婚制、冠制、军法、祭礼、朝仪、丧葬……以及其它一切制度、习俗、仪节等等，都需要规范或创制。古代礼的内容很多，大体上归纳为五礼：吉礼（祭祀）、凶礼（对丧葬和天灾人祸的处理与哀悼）、军礼（军事编制、战争、田猎）、宾礼（天子接见诸侯和诸侯国之间聘问、会盟等）、嘉礼（婚、冠、饮食、射箭、宴会、庆贺等）。礼仪往往与乐舞相结合，所以称为礼乐制度。《礼记•乐记》：

　　“德音之谓乐。众庶知音而不知乐。”
　　这是说：并不是用乐器弄出的所有声音都可以称之为乐，只有那些“德音”（合乎道德标准的高雅的声音）才算是乐；其它只能算是音，老百姓只能知音（流行音乐），而不知乐（高雅音乐）。《孝经》说：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近年来有的学者否定了周公制礼作乐之说，认为周初形势复杂，国事繁忙，周公不可能有时间坐下来制礼作乐。再说周礼源于殷礼，也不可能是周公创制的。
　　但周公制礼作乐，古书上是言之凿凿的。

　　《左传•文公十八年》引太史克的话说：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先君周公制订的《周礼》说：‘礼制用来观察德行，德行用来处置事务、事务用来衡量功绩，功绩用来享用百姓的贡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