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8-30　21:02:39

　　管蔡功罪
　　第三个症节是：管蔡是否其罪当诛？或者非但无过，反而有功？
　　在有些人看来，管、蔡是有功的。如上引嵇康的《管蔡论》，认为管、蔡是好人，发动叛乱的目的在于拯救国家和天子。而郭子章的《管蔡论》，则认为管、蔡是殷朝的忠臣，文王的孝子。五胡十六国后燕慕容盛认为“管、蔡忠存王室，以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将不利于孺子。”（《晋书•慕容盛载记》）今人也有贬仰周公，为管、蔡张目的。这些奇谈怪论，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从周朝的实际情况来看，武王克殷不久，国基还不稳固，他就离开了人世。当时对周朝最大的威胁是以纣王的儿子武庚为代表的殷商残余势力，他们正在窥伺时机，蠢蠢欲动，而管、蔡散布谣言，瓦解内部团结，联合武庚和淮、奄等方国发动叛乱，正是武庚梦寐以求的复辟的良机。《尚书•周书•大诰》载周公的话说：
　　“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疾，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
　　（殷朝的小君主竟敢纠集他们的残余力量。趁着上天降威，武王逝世的时机，知道我们国家有困难，百姓不安宁，就说：“我们要复辟！”鄙视我们周邦，蠢蠢欲动。）
　　《尚书大传》说：
　　“奄君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
　　（奄国的君主对禄父（武庚）说：‘武王已经死了，现在的君王还年幼，周公已经被怀疑了，这是百世不遇的好时机。请你赶紧兴兵起事。’）
　　在《大诰》中，周公还说：
　　“惟大艰人诞邻胥于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
　　（大罪人管，蔡欺骗邻国，让他们共同进攻我王室。难道你们不知道天命是不能改变的？）
　　由此可见，管、蔡的同盟者武庚是一心要复辟的，管、蔡在客观上是代表了敌对势力的利益。如果这场叛乱侥幸成功，其后果岂止是周公下台，管、蔡夺权，而是反动的殷朝的复辟，新兴的周朝的毁灭。这既不符合周朝的利益，也是历史的倒退。管、蔡这两个野心家、内战狂，不仅是周朝的叛臣，也是历史的罪人。
　　管、蔡其罪当诛，死有余辜。古今论者置大是大非于不顾，仅仅从兄弟的情意出发，指责周公暴戾没有人性，岂不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对于这样的祸国殃民的弟弟，还不应该大义灭亲吗？
　　我们还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周公诛兄放弟的说法，虽然屡见于战国，秦汉的各种古书，而在较早的《尚书•周书》和《逸周书》中，却没有明确的记载。《逸周书•作洛》说：

　　“二年（成王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攻）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
　　这是说：周公平定了叛乱。武庚北逃（以后被杀），管叔自经（上吊）而死，蔡叔被囚于郭凌。郭凌，又作郭邻，虢邻，今地不详。
　　这是比较原始的说法，比战国、秦汉的记载可靠。看来周公杀兄之说，属于传闻不实之词。清代学者梁玉绳说：
　　“周公杀管叔一事，千古厚诬。夫周公宁有杀兄之事哉！自《左传》言之，《史记》著之，诸子述之，遂虚构成实……然则管叔何以死？曰：《周书•作洛》云：‘管叔经而卒’，知罪自缢，未尝杀也。使管叔不死，当亦与蔡叔同放焉，杀云乎哉。”（《史记志疑》卷三）
　　但管叔是罪有应得的，即使真像传言那样，真为周公所杀，那也是大义灭亲，不是周公的错。
日期：2010-08-31　20:33:41

　　作洛真相
　　周公作洛，也就是修建洛邑之事，古代并没有人提出过什么非议；而近年却有人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把这件事作为周公的一大罪状。文章认为：周公修建洛邑，是为了在东方建立自己的据点，与朝廷分庭抗礼。
　　为了辩白这个问题，我们先把《史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检查一下。

　　《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克殷之后，曾与周公研究过在东方建都的问题，认为伊、洛流域是建都的好地方。当时定下了修建洛邑的初步规划，但因为他的逝世而没能动工。
　　《周本纪》接下来又写道：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这是说：成王即位后，命召公按照武王的意图营造洛邑，周公卜占地址，终于建成了洛邑，把帝王的传世之宝九鼎迁到那里去。周公说：“这是天下的中心，四方诸侯前来进贡，路途的距离比较均匀。”有关作洛之事，周公作了《召诰》、《洛诰》。
　　《史记•鲁周公世家》说：
　　“成王七年二月乙末，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至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日，成王在镐京朝拜武王庙，然后步行到丰邑（今西安市西南）朝拜文王庙，向二位先王报告营建洛邑之事。命太保召公到洛邑察看地形。三月，周公去营建成周洛邑。进行占卜，得到大吉之兆，于是就以洛邑为都城。）
　　《史记》的上述记载，来源于《尚书•周书》的《召诰》，《洛诰》和《逸周书》的《度邑》、《作洛》等篇，内容基本相同。“成王七年”，据考证应为成王五年，上面已经谈过了。
　　《洛诰》一篇，是洛邑建成后，周公与成王商讨治洛之策以及成王命周公治洛之词。周公向成王讲述了东都洛邑的重要性，希望成王能住在洛邑，以镇抚天下。周公说：

　　“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听。朕教汝棐民彝，汝乃是不蘉（音芒，勉也），乃时惟不永哉！”
　　（我希望你这年轻的君主能分担一些政务，在听政方面，我有些顾不过来了。我教给你治理百姓的一些办法，你如果不努力去作，那么你的政治生命就不会太长了。）
　　但成王把周公的美德和政绩赞扬一番之后说：
　　“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
　　（公啊！我要回去了，回到镐京作天子，命公继续治理洛邑。四方虽然经过治理，还没有安定；宗族的礼仪制度还没有确立起来；公善于教导，那就请公继续监管我们的各级官员，安定文王、武王受之于天的百姓，作我的辅政大臣吧。）
　　成王又说：
　　“公定，予往已。公功肃将祗欢，公无困哉！我惟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留下吧，我要走了。公要迅速妥善地搞好与殷民的和谐相处，公怎能害怕困难呢！我将要坚持不懈地学习处理政事，公也不要忘了多做示范，四方百姓才能世世代代享受安定的生活。）
　　接下来是周公拜手稽首（拱手叩头）作答词，表示一定要努力作好治洛的工作。周秉钧（1916-1993）说：
　　“本文旨在表扬周公谋国之忠诚和成王倚重周公之至意。君臣开诚，团结无间；庶殷闻诰，反侧潜消（殷朝遗民听说这篇诰文，也会暗中打消造反的念头），信为经国之大文也。”（《尚书易解•洛诰》题记）
　　《史记•燕召公世家》说：
　　“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这就是所谓的“分陕而治”。陕，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但据学者考证：“陕”应为“郏”之误。郏，就是郏辱阝（音夹辱），也就是洛邑。因而“分陕而治”，实为以洛邑为分界。也就是在这时，周公便坐镇洛邑，统治东方地区了。
　　通过以上的考察得知：修建洛邑原是武王的遗命，武王曾作过初步的规划。为了实现武王的遗愿，成王诏命召公和周公着手营建。一不是周公独出心裁，二有成王的诏命，三有召公的参与，岂是周公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搞的工程？洛邑建成后，周公劝成王住在这里，但成王把周公留下治理洛邑和东方的领土，自己却回去了。周公留下来是成王的命令，管理洛邑和东方领土是朝廷决定的分工，怎么说周公要搞割据？

　　讲到这里，又有一个事实连带地浮出水面：周公摄政七年，三年东征，一年作洛，从第五个年头就开始留在洛邑，他在成王身边能有多长时间？所谓“专王室”、“专断朝政”，不过是开始那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而已，而在初期也并非是他个人的专断。《后汉书•桓郁传》说：
　　“昔成王幼小，……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听朝，四圣维之（四个圣人支撑局面），是以虑无遗计，举无过事。”
　　这是后汉人的推测，但应该合乎事实。辅佐成王以周公为首，但成王身边还有其他几位名臣，都是杰出人才，周公并不能独断独行，一手遮天。这还是头一年在朝中的情况，以后出去东征、作洛、又镇守在洛邑，对朝廷鞭长莫及，辅佐成王处理朝政，就以召公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