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晚一点时间，斐名中外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出现在古中华核心区域。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很广，西至甘青，东及豫东，南抵汉水，北覆冀南，大体上黄河中游最为昌盛，其中西安半坡遗址尤为经典。考古文物表明农业已成为仰韶时期的主要生产部门（主要粮食作物为小米—粟），渔猎也很发达，猪、狗被人们蓄养。此外，仰韶文化的手工业明显上了一步台阶，木工、编织、制陶、制骨、制皮成为重要生产活动。

　　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苏北、皖北）的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最为典型。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骨骼，还有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和象牙器。而且从墓葬遗址观察可能甚至已经进入父系社会，而且明显出现了财富贫富差距。
　　长江下游流域的河姆渡遗址（约公元前5000-前3300年）则代表了当时南部中国古文明的最高水准。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兼为渔猎补充蛋白质，家畜有猪、狗，可能还驯化了水牛。最富特色及对中国历史影响最深的是干栏式建筑形式的出现，还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井遗址。河姆渡文化的原始手工业也表现出较高水准，尤其是骨器、象牙器、玉器给人影象深刻。

　　内蒙东南和辽西广阔区域的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000年）遗址表明中原北翼的古文明也不遑多让于黄河、长江两大文明带。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牧、渔、猎并存。出现原始宗教特征，玉器制作工艺水平很高。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高水平的文化遗址，我们统称为龙山文化的聚落、原始城镇广泛分布于古华夏大地，大体上可以推断这得益于凿井技术的普及，使古人能在更广阔的天地生息，而且农业、手工业的进步、成熟能供养更多的人口、支持更丰富的社会活动。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西北齐家文化、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各呈异彩，隐隐与上古中国最负盛名的四大族群，东夷集团、华夏集团、苗蛮集团、古越集团暗合。龙山文化遗址的遗迹、文物表明，种植农业及粮食加工（酿酒）、手工业进步迅速，主要表现在更先进的农具、快速陶轮等生产工具的升级。动物蓄养也进展很大，猪、狗、牛、羊、鸡已稳定成为人类伙伴。冶铜业、早期文字符号、聚落防护沟墙等早期文明进化之花雏形绽放。

　　综观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快速发展，由野外采集向田间种植管理农业的迈进无疑是至关紧要的一步，堪称最早的经济乃至社会革命。传说中是伟大的神农氏（一说庖牺氏）发明了中国的原始农业。现有的证据无法完全坐实上古的中国农业是本土独立孕化出来的，也有可能从别的文明引进，至少南方的水稻看来极有可能是从中南半岛引进的。

　　世界考古证据表明，越南北部大约公元前八千年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和平文化已经完成了从野外采集到固定村落的原始农业的过渡。尽管学界对从古老地层中发掘的稻米遗存物究竟属于采集物种还是栽培物种存在争议，但考虑到越南高温、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很容易腐蚀、分解有机遗存物，且越南和平文化先民可能采用竹器替代陶器，以及大型农业遗址的发现，目前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水稻在中南半岛的出现早于中国著名的时间略晚但稻作文化证据确凿的东南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

　　对水稻的起源个人倾向于这一观点，因为历史和地理因素告诉我们上古中国南方古越文化圈（东南沿海及岭南两广、越南北部地区）确实与东南亚的联系可能远高于与北部中国的交往。大概出于同样的原因，国际上普遍的观点认为现代缅甸、泰国、老挝甚至柬埔寨人的祖先与中国的西南部族先民有很深的渊源。
　　相对而言北方的旱地农业文化本土独立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主要谷物品种为粟和黍，与西方两河文明及印度河文明的主要食物—小麦完全不同。且自然地理和交通技术条件因素决定更早成熟的两河文明或印度河文明跨越戈壁沙漠或世界屋脊向上古黄河流域渗透扩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至于原始农业出现的过程，我们可以尽情发挥一下想象力。狩猎者或采摘者无意中发现了野生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好奇而有心的人不仅留意而且主动地做些实验，局部的成功激发了个人甚至部落更大的兴趣，终至放弃了狩猎或采集而选用这种生产效率更高、生存更有保障的生活方式。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高智慧的外星人或善良的神祗传授了先民各种先进的技术，呵呵，开个玩笑，大家轻松一下。
　　上述中国原始农业的实践可能是不同的部落或氏族相对独立地进行的，也可能是一个部落率先突破而影响了更多的族群。我们祖先的传说对此表述矛盾，古文献记载庖牺氏、神农氏、炎帝对原始农业都有贡献，而且还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者据说能植百谷百蔬（一说此人即为炎帝或赤帝）。但后期整理后的神话系统将农业的创始完全归功于神农氏（注意应该是一个部落或家族而不是个人）。传说中的神农和炎帝有时被混为一人，不足为信，神农应更久远。

　　无论如何，先民对肇创了农业革命、泽及万生的部族或家族至为感激和尊崇，给神农氏创造了身尝百草济苍生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的神话壮举，并奉为“万世医祖”。即使治学治史态度异常严谨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对神农氏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这段文字透露，作为早期发明或者引进原始农业的部族或其首领，受到各受益氏族很高的景仰而尊为史前文明圈的名义统治者或仲裁人。甚至也许在五帝以前“神农氏”真已成为类似后期帝、王的大统领专用称号

　　原始农业的兴起和普及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使人口的持续增长成为可能，较多而稳定的食物改善了先民的营养和体质，解放了部分剩余劳动力从事原始手工业和其它劳动，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分工。而且剩余产品因有交换需要可能决定性地刺激了原始商业的问世，尽管以前猎人、采摘者和专业石器工匠可能也有零星的交易。农业本身因为有了更多的人口、开发了更多的耕地而益发繁荣。同时最古老的贫富分化或阶级分化大概也源于此项重大文明突破。而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演变的巨大深远影响后面我将在更多的章节阐述。

　　制陶业很可能是农业刺激的产物，因为需要存储谷物、食物，取水灌溉（在水井和灌溉系统发明前）才驱使古人去寻找合适的容器。
　　蓄养业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历史更久远。古人偶尔捉到的动物幼崽、受伤的猎物，因为一时半会不吃而临时蓄养；蓄养过程中发现部分家伙有灵性，可以简单沟通，甚至对喂食者产生了奇妙的倚赖性，从而表现出顺服。而这些家伙或者可以养肥了备饥荒，甚至还有其它能帮助人的用途。大体上人类历史上驯化家畜、家禽的来历如此。据国外学者考证，人类最忠实的伙伴—狗狗，就是其祖先，个别狼因饥饿常常觊觎人类丢弃的残肉弃骨，频繁出没在人类聚栖地附近而与我们签下了永久的忠诚誓约。

　　个人观点，中国古代的蓄养业的产生应该是独立发展的。动物的习性相同、人类的天性相似，除了河马、袋鼠等特殊地域动物不可能跑到中国来被我们祖先驯养外，逻辑上看不出蓄养业需要由先发文明向我们祖先传授的必要性。而且很可能古人一旦尝到驯养动物的甜头，出于好奇和功利的驱动曾做过大量的尝试，试图驯养更多种类的动物。即使今天我们早已远离祖先那段艰难岁月，未尝亲身体验，但我们可以凭借常识和逻辑推断出当年成功驯化野生动物的基本原则：1、性情相对温顺而非凶猛或过于活泼（猛兽和兔子据此标准不宜）；2、蓄养成本低，生长迅速；3、容易繁殖；4、有实际用途，产奶、下蛋、供肉、警戒、役用等。

　　只有鸡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另外猫显然不是中国人驯化的，从渊源甚远的中国十二属相中没有猫侧面可佐证。前面提到了早期人类驯化动物的主要取舍依据是实用，数千年后人类生活水平提高，为娱乐驯养各种希奇古怪的动物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