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蓄养动物的基础上派生出人类历史上另外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和文明模式—游牧文明。成功驯化野马、野牛、野羊等重要大牲畜后，自然条件不允许发展农业的地方（主要自然因素涉及土壤、气温 、阳光、水分，最核心的要素是降雨或地表水系），做牧人必然是不愿简单依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族群的不二选择。畜群需要充足的草料、饮水才能顺利生长、繁殖，于是曾经定居的人们放弃了并不安乐的窝巢，逐水草而栖。（虽然早期的原始猎人群落可能会追随兽群移动而迁徙，但我们相信多数原始人在进化到一定阶段会选择定居生活，穴居是最初的选择。）

　　即便是自然条件适宜发展定居农耕文明的地方，先民的实际进化选择也很复杂。以我民族主要发祥地关中平原为例，远古这里并非象今日般处处沃野平畴，不仅森林密布、草原广阔，而且大河纵横。长安八水中灞河、浐河今日看似温顺小河，但从其残留的宽广河道推断，当年决非等闲之辈，更遑论更雄壮的渭河、泾河。
　　大河、密林的阻隔妨碍了先进技术在散布各处的氏族、部落间的有效传播；易于泛滥的河水（多数上游在秦岭，雨后奔泻的山洪从峻岭冲入平原上狭窄的河道，必造成间歇性、小范围的洪害）经常冲毁农作物；湿润气候、肥沃土壤和充分阳光同样有利于杂草疯长。所以务农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尽管条件适宜，而且已经掌握了早期农业技术，不排除部分氏族从功利和心理倾向上愿意做牧人，因为畜牧更划算、省事、自由。当然也有相当部分氏族选择务农，或半农半牧。所以关中地区在上古呈现农牧混合经济状态逻辑上完全是正常的。
　　于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尤其是北方，两种经典的文明方式出现了，先祖们因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差异走上了定居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条路。而两大文明以整个东亚甚至中亚为大舞台，频繁的对抗、冲突构成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最常见的脉动，直到中国社会进入近代，西式火炮、火枪帮助定居农耕者终结了游牧民族天然的军事优势。

　　马克思提到人类的萌芽阶段可视为原始共产社会。个人观点认为定性为原始社会主义社会或氏族公社更准确。人类的祖先为生存，谋求安全和更多的食物，在极其久远的时代就选择的群居方式，构成了微型或小型的社会。部落无论狩猎还是采集，目的均为促进整个族群之生存与繁衍，保证社会全体之福利，符合原始社会主义之要义。而无私产或财产、工具、食物、领地共有，不过是上述社会组织结构演化出的必然形式。


日期：2009-06-24　10:49:19

　　第二章传说时代
　　告别了洪荒，我们现在进入中国的传说时代。
　　根据我们对远古的模糊记忆和大批史学工作者的多年努力成果，我们可以确定中华文明在黎明阶段于北部文明圈大体有三大核心族系或曰集团：东部东夷集团（黄河中下游，应该是沿袭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东部龙山文化）；中南部苗蛮集团（豫南、鄂北、汉水流域，甚至不排除豫中西地区，可能对应石家河文化）；华夏集团（秦晋地区，秦岭北麓，也许含盖甘陇，可能对应齐家文化）。远离上述中原古地的南方还有干栏文明的古越集团，北方则活动有农耕、游牧混合亚集团。

　　东夷、苗蛮应是标准的土著，客观上讲文明程度也高于华夏集团。两大集团均应进入早期的农耕阶段，东夷更是率先掌握了相对高级的冶铜技术，且社会组织形式应该较苗蛮严密、完善，而且应该人口繁盛。
　　出于我们未知的原因，可能是人口膨胀、气候灾害、环境变化等早期人类移民最常见的原因，华夏集团的先祖，秦地渭河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逐渐向东、南、北方向拓展势力。传说黄帝、炎帝均出自少典，黄帝复姓公孙，名轩辕，部落在姬水附近；炎帝姜姓，烈山氏，部落在姜水活动。黄帝部落应主要以牧业为生，炎帝部落则更先进，半农半牧。前者大致上沿黄河北岸向东、向北前进，炎帝部落则沿黄河南岸向东、向南发展。

　　炎帝在多本典籍被称颂对农业贡献巨大。实际情况应为：炎帝部落为我古羌族中擅长农业的东部望族，古“姜、羌”同。追随炎帝部落的羌人后世多融入华夏，而更多的羌系部落选择继续做“西方的牧羊人”（羌之本意），或半农半牧。古羌族实为我汉族一奶同胞之古老分支，且为今日西南、西北多民族之远祖。
　　炎帝的族众在东进过程中先后和苗蛮、东夷等土著发生了冲突。组织松散的苗蛮集团中的北方族人不敌炎帝部落被迫退出中原故地，撤退到豫南、鄂北的纵深腹地。从此苗蛮集团当于华夏集团结下梁子，并在以后多次尝试收复故园而与后世的中原集团屡衅战端，因屡战不利不仅永失故土而且更深地被压迫向遥远的南方。
　　强大的东夷联盟则在大首领蚩尤的领导下和来犯的炎敌部众多次激战。掌握了先进金属冶炼技术和兵器的东夷集团打得炎帝部落落荒而逃。炎帝的败兵涌先北方（或许是向同族黄帝求援），与黄帝的下属部落发生了冲突。黄帝率众先收服窜入境内的炎帝败军（阪泉大战），再率领游牧大军和一路追杀的蚩尤角逐霸权。一场涿鹿大战，以战车、石矢和彪悍精神武装的黄帝联军战胜了蚩尤虽然武器精良、但战斗意志却落下风的农民大军，从此华夏集团成为前国家时代中华神州后崛起的强势集团。传说中黄帝请来应龙和其它野兽助战，现在看来应该是黄帝麾下崇拜相应图腾的野蛮游牧或狩猎氏族。

　　聪明的黄帝和历史上同样煊赫的波斯开国者居鲁士大帝一样，并不奉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贤明地采取“以夷制夷”政策，立东夷集团的另一贤明首领代理其利益，缓解了东夷各族的反抗。同时吸取了东方先进的文明因素，积极发展农业。想来黄帝的其他政策也很明智，加上武功显赫，所以诸侯万方拥戴为主，代替了神农氏以前的崇高地位。

　　黄帝本人及其妻子、下属据说做出了很多重要发明，宫殿、造车、造船等工程交通技术据说出于黄帝的创造；黄帝正妻嫘祖传说教百姓种桑养蚕，而且还发明了雨伞；创造古代文字的光荣也归功于黄帝的史官仓颉。公孙轩辕的声名因那场中华大地最古老的游牧--农耕大会战如此煊赫，乃至后世中华大地各民族都乐于和黄帝家族攀亲，以黄帝后裔自认和为荣。炎帝老人家也沾了黄帝的光被后世全世界华人奉为始祖。

　　断言黄帝是落后游牧民族的首领大家可能有疑义。请看《史记》 “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的相关记载。农耕民族是定居者，与黄帝的行为不符合，而且后世中国众多游牧民族更是保留了祖制，如匈奴大单于下设“左贤王、右贤王“，鲜卑、突厥习惯设左部、右部都间接证明了黄帝部落的游牧性质。
　　黄帝给古中华大地带来了相对的和平和安宁，由于某种原因又落叶归根率部族主力西归秦晋地区。传说老祖先葬在桥山，大致在陕北某处，不能明确确定是不是现在的黄陵，但这个问题不重要，后人只需不忘祖宗的功业和艰难。
　　后黄帝时代，三大集团依然奉行推举贤明者为部落联盟领袖的习俗，东夷部落的翘楚常常荣居宝座（和开化、文明程度高、人口多有关），华夏、东夷两大族系的联系也更显密切。只是势力退居现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苗蛮集团依然多次试图反击中原集团的压力，于是尧战丹浦、舜南巡、禹伐有苗。这一时段，中原集团和南方苗蛮集团都形成添注了文明的重要因素：法律体系与宗教。根据文献典籍记载，首先创造完整法律系统的应该是苗蛮集团。而宗教则兴盛于中原集团。

　　黄帝之后，相传帝颛顼、帝喾、敌尧、帝舜四帝相因，合称五帝。但现在看来五帝相袭的说法必有谬误。五帝说是后人整理而成，且在诸多的上古文献中还能看到帝太昊、帝少昊（均为东夷集团著名大宗）、帝挚、帝江、帝鸿的称号，甚至死后被祀为战神的蚩尤也享有帝的名号。抛开披在诸帝身上光怪陆离的神话色彩，可以判断“帝”实为对当时有较大影响力或功德的上古部族的首领称号。而能借原始民主制（实际为部落首领推举制）“禅让制”荣膺部落联盟大统领特定称号的“帝”者，一定是德高望重、智慧贤达、功名显赫且本族势力强盛的部落首领，其中帝舜可能是个特例。黄帝之后应当还有很多“帝”，只是表现特别突出，于先民影响极深者是后续的四帝，但帝统和年代上未必相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