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黄帝之后对中原集团最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是帝颛顼，号高阳氏。此君对文明的贡献在于整理宗教和历法。帝颛顼的著名后人，代表中原文化的重要宗教首领祝融先生（祝是上层宗教职位，相当于大巫，融应该是这为重要祖先的名字，后来祝融演化成氏族或该职位的统称）不辞险苦、深入苗蛮集团开化人民、传播宗教，很可能由于他个人的高尚情怀和益民作为而被苗蛮集团奉为首领。

　　帝喾相传为黄帝曾孙，姬姓，号高辛氏。帝喾对文明的贡献似乎并不突出，但据说是他的几个儿子却都鼎鼎大名。元妃姜原生弃（即后稷），弃为周人始祖；次妃简狄生契，契为商的祖先；次妃庆都生尧，尧为圣贤之君。
　　最后的帝尧和帝舜的事迹一般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不再过多着墨。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帝尧时期因子丹朱不肖，为教育他发明了围棋。这个小花絮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和文化事业已经很发达，人们在劳动生存之余，有更多闲暇娱乐。
　　帝舜时代中后期，由于气候灾害、黄河水患影响百姓安居乐业，治理洪水、安定人心成为帝舜面临的重要任务。史料和考古发现表明中原集团的核心活动区域在河济之间（豫东、鲁西、冀南交会地区），此地土壤、气候适宜，交通便利，且处于南、北、西早期文明圈系中心枢纽处，所以为我先民所青睐。但黄河和济水相会，地势平坦低下，很容易因灾害性降雨而成为泽国。先民在动员力量应对水患中，治水，城郭、堤防、凿井、农田开放、灌溉系统等重要技术必因该项工程得以发明、改进或完善。同时由于洪灾为害时间甚长，为解决习惯了农耕的先民吃饭问题，帝舜设法使水稻在北方落户（相传为帝舜命臣子益传授百姓）。这说明当时可能北方与东南吴越地区已有沟通交易渠道，当然也可能技术来源于早就有交往的苗蛮集团。

　　迄止五帝阶段我们的先民还没有建立地域国家的概念，至多是氏族、部落联盟。但农业、城郭、法律、宗教、部族联盟等文明要素已为形成正式国家奠定了基础，我们的古华夏文明进入了国家文明的前夜。
　　到禹时代第二次革命性变革发生了。大禹治水解决了民生、凝聚了人心，更重要的是先民意识到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社会秩序（当时是治水、聚讼等），需要一个代表全体民众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同时水患解决后不仅恢复了生产，新开发的农田、新粮食品种（水稻）和先进的人工灌溉技术大幅地增加了农业的产量，从而刺激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加上更翔实的地理知识、各部落更密切的交往，新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形式需要更高级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办法，于是夏朝诞生了（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可以证明，但个人相信按照当时的文明进化程度：法律、宗教、人工灌溉、城郭、权力交接体制明确、职能清晰的社会管理组织，孕生于这些社会基础之上夏朝应该是真实存在的）。

　　权力交接体制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层面有重大意义。经济要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社会稳定，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最高权力交替有明确的制度。现代很多国家靠民主选举制保证权力交接，封建社会靠家族世袭维持相对稳定。缺乏明确权力交割制度的国家和社会必然发生争权夺利、强者主宰民众的结果，常常引发社会混乱。这是插进来的一段闲话。

　　小结一下上迄黄帝、下至帝舜的传说时代。
　　这段时期爆发了民族记忆中最早的农耕--游牧文明冲突；农业成为中原集团（华夏—东夷联盟）的主要生活方式；农业、交通、建筑技术、原始文字、宗教、法律、艺术、社会组织管理方式显著进步。
　　虽然私有财产、贫富分化出现，但社会整体上依然可定性为原始社会主义形态。部落贵族乃至部落联盟最高统治者是为族众服务的，靠对社会的功德和益行维持号召力而非暴力手段（当然对不同族系的血腥武力冲突与征服是古代社会普遍奉行的法则，非我族类、不受保护。），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有利于全体大众而非其中的部分。

日期：2009-06-24　10:51:04

　　第三章 王朝的光荣
　　第一节 王权肇始
　　相传夏朝创立于公元前21世纪，关于夏朝统治者族系个人意见属于东夷族。尽管典籍附会姒文命（即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帝颛顼的孙子（时间上显然对不上号）。但从黄帝确凿的后裔，周人对夏人后裔“杞人”的蔑视、大禹娶涂山女的传说，同属东夷集团的后羿、殷商对政权的觊觎、夺替可以大体得出初步结论。
　　当然不排除西土后来居上、光大祖业的周人认为东方的远亲们已经被夷化，瞧不起血统和文化被玷污了的亲戚，故冠夏人后裔以“杞夷”的轻辱称号。可是从周人敬祖、强调宗族观念的习惯又很矛盾。
　　另外夏朝应该是统治地域很小的氏族国家，万国各有诸侯（异姓），只是由于经济往来需要、对武力的畏惧和对大禹治水的景仰，尊夏王为天下共主。我们的历史学家已证明了黄河水患频繁的地域只可能在下游豫东北、鲁西、冀南交会的河济地区，即古兖州区域。探索河源、开龙门、治理长江、淮河显然是后人因尊崇而夸大了大禹的业绩。所以夏朝的核心势力范围至多包括河南大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地区，而且天子一般不干涉名义上属国的内政。

　　相传大禹划分九州，定贡赋。尽管《尚书.禹贡》可确认成书于战国时期，而且九州是后来的概念，但拥有丰富地理知识、规划能力以及对各氏族部落情况充分了解的大禹（负责长达十三年的浩大工程的主要首长在履行职责时必然培养出上述能力和知识）非常有可能真实地搞过行政区划（便于统筹协调人力、物力，动员力量治水）；同时贡赋尽管规定为实物及各地特产，仍不啻为带有税收性质的原始赋税；此外还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处于原始状态，未出现货币。

　　会稽大会，禹会诸侯个人认为应该是治水成功后各族都参与的大型庆功典礼。这一方面表明当时已具备组织举办大型社会活动的经验，而且地理知识、交通条件大大提高，各部落间交往更盛于夕日，同时统计、分类的需要暗示当年数学、文书、案卷等应有进展。懈怠的防风氏被杀，是由于他对普天同庆的盛大活动不敬，而不该是宅心仁厚的大禹刻意的立威之举。大禹曾奉舜命统帅中原集团军队讨伐叛乱的三苗（形容族落多且互不统属），据说曾射伤苗将而令凶悍的苗军溃败。这样一个既有赫赫军功又有治水大德，为天下万民景仰的英雄犯不上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区区部落首领（防风氏至少比著名的苗蛮将领差太多等级了）。前人以此非议大禹有专制作风、国王做派难以认同。

　　涂山大会也证实了新兴夏族的组织和号召能力，相传参加涂山大会的“执玉帛者”达“万国之多”。插个小段子，中国“玉文化”很多老外不甚理解。其实远古中国先民在制造石器时无意发现了玉石，坚实又好看，但材料没石头多，于是制作成没多大实际用途的玩意和装饰品。到后来某种形制的玉版演化成部落首领的象征或信物，到商朝时更是成为贵重货币、财富象征，逐渐形成了中国人喜欢玉的传统。

　　与很多文明古国孕生的方式大相径庭，我们最早的王朝是一项浩大工程的副产品，而不是出于军事征服或抵御外族侵略等国家孕生的典型方式。这一点对后世王朝及帝国的治国理念发生了微妙的深远影响。以德治国、保民敬天等观点都可以隐隐追溯到大禹治水，当然到后世更被帝王及文化精英升华为理想的基本治国原则。同时中国老百姓爱好和平、不崇尚武力、集体主义传统多少和祖先开国经历也有渊源。当然这些特性更多的是拜长期的农耕文明社会形态所赐。而中华帝国维持长期稳定的农耕文明，与东亚的大地理、气候环境有莫大干系，以后我们会在多处看到自然因素对中国历史和民族习性的重大影响。

　　老英雄大禹年迈体衰了，依惯例要把最高权利禅让给东夷显贵贤达伯益（舜麾下从南方搞到稻种那位酋长，传说还发明了井，但我们知道井的起源要早得多），但他的儿子启包括族人们不这么想。当时的各级权利机关大概也为夏族人及禹的亲信把持，终于在大禹死后，“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发生颠覆性变化，由以前“天下为公”从此进入长达约四千年的“家天下”时代。

　　这场军事政变还是中国人记忆中最早的因意识形态而爆发的武装冲突，不同政治信仰的两派中国人（一派为拥护伯益的原始民主派，一派为支持夏启的原始专制派）为了利益和信念而流血。伯益失败被杀了，一个朴素的时代从此和中国人永远地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