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本属东土古老的望族。始祖契传说为母简狄吞玄鸟（燕子）之卵而生。这一传说表明商族年代久远，似可追溯到母系社会时代，同时鸟图腾是东夷部落的传统，商族早期属东夷集团无疑。史记记述契在尧和舜时代出任部落联盟公职，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古商地，赐姓子氏。
　　商族另一位重要祖先是相土，文献记载此君发明役马引重拉车技术，还曾征伐扬威海外。“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这段文字常让后人遐想联翩。有人猜是东瀛列岛，更有远到美洲的，个人意见系黄海或渤海滨海某地，呵呵！
　　先公王亥也值得一提，一来据说曾“作服牛”，即役牛拉车，更著名的典故也与牛相关。据说此君曾率队携牛群到北方有易国换粮食，被贪财的有易国君绵臣暗算。其子上甲微借兵于河伯，兴兵复仇，杀有易君而夺回财物。这可是有记录的中国早期国际易货贸易，而且看来当年贸易秩序不规范，信用也不可靠，呵呵。同时说明商族是重视、擅长贸易的先民，后面谈到商代社会经济发展时再细述。

　　上甲微后，商族又相继有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五位先公。这些奇怪的名号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1、中国古老的干支纪法这时已然出现；2、文字系统逻辑上已然成熟。
　　商朝早期有位重臣需要特殊阐述，就是上古名相伊尹（伊，族名。尹，官称）。这位初商栋梁、位极人臣的“国务总理”出身低贱，春秋时期的“叔夷钟”上金文记载为“伊小臣”。臣或小臣，商代语言中原意仆役、奴才是也，后世“臣”才逐渐成为封建官员在帝王面前的谦称。就是说这位大爷原来是个奴隶，而且本职还是厨子。
　　伊尹作为有莘氏嫁女的陪衬家奴来到商邦国，被识货的明君成汤委以重任，君臣同心将商邦国推升到那个时代中华世界的顶峰。伊尹足智多谋、老成持重，不仅长于韬略还朴素实干。在辅佐汤强商代夏的过程中居功至伟。
　　汤王逝世后，伊尹以元老重臣身份主持朝政，先后又辅助数位商汤后人。当汤的嫡长孙太甲继承王位，表现出不称职于人君职位的种种迹象后，伊尹采取断然措施放逐软禁太甲王于桐宫（汤王墓地）省过。在流放太甲期间，伊尹摄政处理国政，直到三年过去太甲洗心革面后，伊尹迎归太甲还都，并还政与王。
　　伊尹放太甲的故事，开创并形成中国政治历史传统中的一个光辉而理性的概念。即君王无道，百姓和臣下有权利拒绝昏君的统治；不能代表民族、国家利益的统治者，无资格要求民众服从。在专制集权情况下，古代中国人有这种保民保国觉悟，实为今日中国人之骄傲与耻辱。在一个民主化成为世界潮流的昌明年代，我们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三千多年前的老祖先。

　　想伊尹这样出身寒微而成为国家栋梁的案例商朝还不独此例。商朝另一个赫赫显名的大王，武丁也有一位出身奴隶的名臣助其成就伟业。这位傅说大官人发迹前的处境更不济，是个以刑徒身份强制劳动改造，修城墙的苦力。
　　这种国家依靠草莽建功立业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十分显著。春秋时还有一位达人说出的名言为世人千古传诵：“肉食者鄙，未足于谋”，大体上是同一个意思的反相表达方式。
　　罗嗦了一大堆，并不是想重申那些众所周知的老概念，比如“非常之人成非常之功”、“一人兴邦”、“国家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得人才者得天下”、“英雄不论出处低”、“高山飞俊鸟，猛兽藏深林”等等。。。。。
　　我想探讨的是对这种现象的社会学解释。现代生物学关于生物种群质量有两个著名的理论，杂交优势理论是其一，长期单纯封闭环境下的近亲繁殖会引起种群退化为其二。个人观点，这种生物学现象和理论套用到社会组织学同样适用。
　　一个社会组织，处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由于承受的压力和刺激，相应的自我调节能力强，能适时适度吸收环境有益的因素增进自我的健康。

　　而一个唯我独尊，缺乏竞争与压力的环境，组织经长期内部循环必然出现系统退化。
　　以国家而言，欧洲历史上国家众多，相互竞争激烈而进步较快。中国则因为文明早熟，秦汉以来逐渐成为东亚难以撼动的超级巨无霸后，在缺乏多元竞争的背景下后期反而进步缓慢。
　　对政党和政府组织也是如此。一个长期缺乏竞争的执政党，在一个自说自话、拒绝和无视外部压力与刺激的环境里，它的成员会因为环境的单一而同质化，逐渐僵化并丧失活力。说得更直白些，对政府中的官僚体系而言，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系统的良性负反馈调节机制，他们很容易因共同的阅历、背景和利益被体系内的病毒感染而走向平庸甚至大面积堕落。这就是“肉食者鄙”的根本原因。

　　夏商两代，在王位继承上尚未形成周朝开始的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大概因与离上古流行的传贤制时间距离不太远，还没形成新观念有关系。商代王家习惯兄弟优先而父子相继为辅的传统。这种最高权力交接体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必然引起混乱，比如同一代的男性老末继承哥哥们的王权后，下一轮该把接力棒交给侄辈还是亲子？晚一辈继承叔父的王位后往往受到前王亲子辈势力的束缚（前王的亲儿子们往往因父亲曾经的执政王身份而在朝中已经出任各类要职）。这种源于有缺陷的王权交接制度而引发的上层权力斗争在商朝中期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政治格局，以至新王往往为摆脱堂兄弟们的权力掣肘而行迁都之举。此等内部政治混乱又导致商朝国力衰退和诸侯离心。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这种王位继承制造成的迁都和国家政治能力衰退现象称为九世之乱，并写到：“于是诸侯莫朝”。

　　这种因国家最高权力交接体制暧昧造成的现实弊端，我们还会在中国历史中的不同片段陆续观察到。最高权力运行失序时，轻则损害国家稳定、扰乱民生，重则陷民族、国家命运于水火。
　　这种情况直到盘庚迁殷后才有转折。迁殷的深层原因上面已说过，现存的《尚书.盘庚》还提到当时朝廷“有乱政同位”（即宵小掌权柄），这帮家伙只知“具乃贝玉”（就是搜刮聚敛金银珠宝，贝是普通钱币，玉当时做高级钱币）。呵呵，瞧这帮世袭的花花公子、纨绔王孙的见识和德性，和TMD几千年后人前道貌岸然、满口主义国家，实质上崇拜金钱出卖灵魂的现代政客没啥区别嘛！

　　盘庚兄弟四传，到老小那里，这个小弟弟后来却直接传位给了自己儿子，而不是已亡长兄们的儿子。这种看似不仗义的有损私德的做法给国家却带来了稳定，凑巧继位的武丁又是位吃过苦、体会过平头百姓疾苦的“贫民王子”，于是将大商朝推向了强盛的顶峰。
　　武丁王执政时期商朝涌现了甘盘和傅说两位贤臣。后者就是前面提到的苦役犯出身的那位，此君据说善于安抚人心、又能搞活经济，总之就是民生、政治、外交的多面手。武丁王还娶了个好老婆，大名鼎鼎的商代“花木兰”王后妇好。
　　在贤臣和良妻襄助下，武丁王在位59年，不仅国内经济繁荣、政治清明、人心安定；而且多次对外用兵，开疆拓土，打击北方、西北的敌对方国，征服南方的苗蛮系方国，绥服东方的同族夷方小部落。
　　商朝北方、西北方、西方的敌人主要是黄帝、炎帝后裔的游牧或半游牧方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原因开始不外乎这些牧人们偶尔行为不轨，抢劫商朝属国（外服方国）或行路商人的财物，绑架人质或掠人为奴。换成现代概念就是干扰、破坏了大邑商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商朝为维护中央王朝威信和霸权自然要以武力为后盾调停、干预，直至直接出兵，事情演变到后面就成了这些调皮捣蛋鬼与商朝结仇而兵联祸结。土方、鬼方、羌方、周方（就是后来崛起的姬周）等著名方国都曾遭到商军沉重打击，甲骨文献记载商朝对羌人作战（统帅为女元帅王后妇好）一次出兵一万三千人，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数目。

　　南方的对手主要是苗蛮族系的苗人、濮人、巴人小方国，如虎方、归方等。对南方的战事比较顺利，商军深入到江汉平原的荆楚地域。
　　武丁王手下的将领对东方个别怠慢不敬的夷方小国动起手来也毫不客气。
　　在大小五六十次征伐中，商军多数情况下取得胜利或达成满意政治军事效果。不仅降伏了各路对手，而且受惊了的四方诸侯纷纷自动入朝表示顺服。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商族及武丁王本人的威望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峰，疆土大大扩张，同时四方特产、财物、奴隶等战利品大大加强了商朝的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