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丁王统治时代商军能取得如此显著的军事对抗胜利，主要得益于商族众多的人口、繁荣的经济、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清明的政治和进取的社会时尚，并非单靠军制和士气等简单军事原因，反映出当时商朝国力的全面鼎盛。
　　商族传统本就善饮，各代商王频繁发动对外战争而多次取得军事胜利。为庆祝、纪念战争胜利而举行的国家庆典、民间集会、私人庆祝PARTY，少不了美酒来助长欢乐的气氛，长此以往商朝贵族们普遍养成了嗜酒贪杯的习惯。在商朝中后期这种情况可能已经比较突出，出土和传世的大量商代青铜酒器侧面提供了证据，而且周人曾将酗酒失度作为商朝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早期颁布“禁酒令”，防止周人酗酒误事。

　　物极必反，盛极易衰。天纵神武的天邑商武丁王去世后，商朝在他两个儿子手中开始走下坡路，尤其老二祖甲是个败坏父业的花花公子。传位到帝武乙时，这混小子居然连商族一向敬畏的天神也不吝了，呵呵。个人观点依这位大爷臆想偏执的怪诞行为来看，八成是精神状态不正常的神经病人。不久后就轮到遗臭万年的殷纣王来糟蹋、颠覆祖业了。

　　纣王未必像历史记载那样毫无人性，但确实应属吃喝玩乐为主的昏君。帝辛（即纣王）从记载看应该是个聪明、勇武的君主，只是太不拿百姓、社稷、诸侯当回事。于是在历史上沉寂了很多年的华夏集团再度崛起，不仅彻底地替代了东夷集团对中国的主宰，而且开创了一个更伟大辉煌的时代。
　　与前朝相比，商朝在社会发展各方面都有显著进步。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是全面文明的首要标志，官制有了更多名号、职能分工更细致，王朝行政区划也有所谓内服、外服的划分，法律系统有著名的汤刑（相传为开国者汤王制订）。经济方面尤其有必要详细介绍。
　　农业是商朝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农业生产主要采用集体劳动的方式，普通商族百姓通常都是干农活的好手。粮食作物的种类已经含盖了五谷，黍、稷、稻、麦（大麦，小麦在以后才由西方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北方第一作物）、菽。高粱也已经普遍种植，瓜果蔬菜种类有所增加。商人在推翻夏后氏后，显然从夏族学到了垦田和人工灌溉技术，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商王命令某部大规模集体开垦新田的记录。播种和收割季节也常见集体劳动。虽然未出现畜力耕种迹象，且农具与夏朝比变化不大，但从当时国有大粮仓、大范围酿酒（商族贵族和百姓都喜欢享受杯中物）、畜牧业规模扩大以及军事活动频繁等种种迹象判断，商代农业生产力水平实质上有很大提高，而且王朝人口远超夏朝。

　　畜牧业在商代经济结构中也占有重要角色和比重。商人尚鬼，祭祀祖先时常大量使用牛、羊、猪为牺牲，而且有一次千口的记录。由此推断商代饲养家畜规模可观，至少王家如此。
　　商朝手工业的成就更惊人，尤其是青铜器制造业。中国青铜文明在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大概和东夷集团传统擅长冶铜有关系。商人不仅掌握完善的青铜配方，而且显然对采矿、冶炼、制模、翻范、浇铸、后期精细加工等全套青铜器制造工艺非常拿手。商代铸铜作坊遗址表明，当时铜器制作规模巨大，意味着很可能是官营性质，同时具有商品生产性质。出土和传世的商朝青铜器告诉了现代人当年青铜文明的灿烂成就。商朝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居多，礼器满足贵族需要，兵器为国家防务铸造。

　　制陶业也有很大进步，出现了原始瓷器。商代制陶作坊规模大，产品种类多，内部分工明确，显然同青铜器制造业，也具备商品生产性质。
　　其它传统的骨器、木器、玉器、象牙器、丝织、制衣、建筑、雕刻、木工、制漆、造车、造船、修理等技术也有所进步。百工一词首现于商代甲骨卜辞，形容不同手工行业分类很多，说明分工更细、技术更完善。
　　商代的商业发展水平与夏朝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农业的长足进步，大量剩余农产品出现，商朝人口数量当大大超过有夏一代。人口的迅速增长反过来又刺激、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上升。
　　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当第一产业（通过人类劳动，依靠自然产物，创造财富的生产模式，主要包括农业、牧业、渔猎等）和第二产业（特点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加工，发生形变，产生具有特定使用功效或用途的各种物理性器物）发展到特定阶段时，成熟的第三产业也就应运而生了。而商业贸易则属于人类最古老的主要第三产业形式。没有繁荣的一、二产业的支持，各种服务性质的第三产业将成为无本之木、空中楼阁。这种规律在现代社会依然有效，单纯、片面强调第三产业的发展，忽视基础农业、尤其是发达的工业，追求民富国强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短见。今日欧美金融、贸易、教育和其它高端服务领域的繁荣源于这些国家一、二产业的极高水平和扎实根基，特别是一整套相对完善的社会制度的保障。脱离一系列必要的根本前提，幻想单纯依靠金融和贸易实现中国之强盛，这种发展经济思路是幼稚、误国的轻浮看法。

　　回到商朝，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和进步，作为商品社会体系的关键支柱之一的货币，在这个伟大的早期华夏王朝诞生了。商人选择海贝为普通交易等价物，而更难得的玉和龟则作为高级贵重货币，甚至个别地方、贵族还使用了中国最早的人工货币—铜贝。通常人们把贝、玉穿成串使用，贝五枚一串，两串合称一朋。虽然我们今天还无从得知当年的大体币值、物价、购买力等信息，但货币在商朝的出现具有经济上划时代的意义，原始而古老的易货贸易方式从此不再在中国商业贸易中扮演主要角色。

　　商代不仅出现了专业从事商业活动的贾人，而且普通宗族也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的习惯。由于当时交通物流技术落后，大致上地理距离越远的地区，因物产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而物价差距越大，因此做买卖的人图厚利往往搞长途贩运，早期享有“旅人”的别称。《易经.旅》条辞中言“旅人丧牛于易”记载王亥的故事可见到这种称呼的久远。也许由于商族长于料理商业事务、商品交换意识萌芽早，中国后来将经营物资交换买卖的生意人成为商贾或商人。

　　商朝的税收方式大体同夏制，王室主要经济来源为下属宗族（畿内或内服臣属）和外服诸侯的贡献，战争虏获是补充，同时王室还委派专人负责王庄、作坊的管理，甚至有专门负责经商赚外快的机构。普通宗族一般而言集体安排生产，有自己的份地和作坊，劳动成果集体分配为主。
　　下面将商朝社会生活中的其它一些关键性片段，以素描的方式向大家简单介绍。
　　商代时，大家聚族而居，以宗族或大家族为生活和劳动单位，尚未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个人在就业上没有自由选择权，而要服从宗族头领的统一安排。婚姻也是如此，由于实行先进的族外婚制度，一个村落或大家族的年轻人要和血缘较远的外姓人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安全因素和交通条件没法保障年轻人在婚前相识、见面的机会，大的宗族可能还会有某个年份、月份一批年轻人需要成家的需要，所以媒人这一婚姻中介就显得非常重要。而细心、热情又行走相对方便、安全的中年妇女乃至寡妇一般情况下成为媒婆这种职业的最佳人选。

　　古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方式的渊源在此，而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那是后世社会经济发展，男女自然交往环境大大增加后的高端婚恋模式。五四运动期间，反对封建包办婚姻顺应了时代进步潮流，但不了解这种习惯的历史成因而一味归之于封建糟粕也是不公正的。
　　商朝王权带有浓厚的君权神授、政教合一色彩。殷尚鬼，对上天的崇拜和祖先的崇敬表现十分突出，这大概和商族先祖在河济间上古著名的宗教圣地帝丘（濮阳）附近活动频繁并担任教职有关。对祖先的崇拜则因军事扩张成功多数归功于先祖在天之灵保佑而逐渐得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