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代诸侯间的激烈竞争，为中华民族催生孕育出一大批宝贵的进步文明成果，但这些成果的取得是支付了骇人代价的。情况恰如那段著名的诗句，“周宗既灭，靡所止戾！” 。当周族主力和王室被迫离开了家国故乡后，天下陷入了彻底混乱，再也没有力量来制约暴戾和血腥。
　　王室东居洛阳，少不了酬谢护驾诸侯，安排亲王、大臣新封邑，置办新家。花费一大笔银子事小，周王控制的土地流失、王畿缩小才是致命的。这意味着源于农业生产的财富大大减少，王室的综合实力大不如前。
　　郑国是东周初期表现活跃，影响较大的国家。枭雄郑庄公和一帮能臣把郑国经营得蒸蒸日上，聪明人姬寤生（郑庄公）第一个萌生了“挟天子令诸侯”的念头。但郑庄公干了件破坏祖宗周公创立制度的大事，因和周王矛盾发生军事冲突，打败了王军、射伤了天王，最后和天子互相交换人质才讲和。这些事件从根本上颠覆了周人宗法制，使王室威信全失，诸侯再无

　　忌惮。关于自己的继承人，庄公也远不如祖先考虑周全，所以郑国的崛起昙花一现。庄公薨后，诸公子争位（当年王室的“平、携二王并立”开了混乱先例），从此郑国一蹶不振，沦为别国的鱼肉。
　　周室先亡于戎狄，再挫于子弟，周边的夷狄能不小看姬家？于是狼烟四起，南方楚人，北方戎狄一时活跃异常。各路诸侯也都暗地活了心思，琢磨着壮大势力，替代姬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逐渐冒出了四大强国，齐、楚、秦、晋，尤其是后三者，以后的历史由它们决定走向。
　　为对付异族对华夏集团的共同威胁，壮大自家力量，齐侯桓公在高明幕僚管仲的指点下祭出了“尊王攘夷”的大旗，联合、笼络各路小国南征北战，成为春秋首霸。齐相管仲是个古代难得的聪明人，经济、军事、政治样样有一手（关键还是知识渊博，善于归纳总结、推理预测，非常理性），在他的幕后策划、设计下，齐桓公前台执行，齐国奠定了东方第一强国的国际长久地位。管仲的作为和后世影响非常大，近年有关网友挖掘论证出 “利出一孔”的君王隐秘弄民权术起源于此人的高论，俺是十分佩服。

　　齐桓公和郑武公犯了同样错误，对继承人大事处理不当，他老人家一撒手国内也乱了套，诸公子争权夺利，齐国向上升抬的趋势逆转，此后也再无良机。
　　由郑、齐两国的经历，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国家最高权力交接对国运的根本性影响。至于交接秩序紊乱引发的具体故事和变化，不过是技术性的充满偶然因素的缘分而已。现代社会依然如此，不过很多国家选择了民主制使这个关键问题有了便于操作、控制的良方。

日期：2009-06-26　10:30:54

　　楚国、楚地在那个时代的发展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学者将太多的目光聚集在出类拔萃、最后一统六合的赳赳老秦身上，而错误地忽视了赫赫荆楚的兴衰。
　　南方苗蛮集团是上古三大族系之一，虽然接受了华夏集团传教士祝融的原始宗教（“灵”教），但由于和中原联盟的夙仇保持了更多的独立文化特性。苗蛮集团部落众多、分布广阔、人口繁盛，但无大君长、互不统属、力量分散是制约发展的致命要素。
　　楚族的祖先相传为祝融，但周初的地位并不高。先君鬻熊在周朝创立的诸侯大会上甚至被指派看火、守炉灶，尽管有记载说文王、武王拜其为师。周成王看在鬻熊老爷子、熊丽两代对姬家忠心服务的面子上，分封鬻熊的孙子熊怿到边远的荆山，让楚族在靠近南蛮诸族的地方守边疆。但英雄不论出身低，充满进取心和旺盛精力的熊氏子孙很快就玩大发了。

　　楚国先君利用自己周王封臣和祝融直系后裔的双重优势，明智地选择既坚持中原先进制度又尊重苗蛮风俗习惯的“蛮化”政策，在周边各苗蛮系部落、小邦国中极力扩大影响，国势蒸蒸日上。凭借来自北方的先进行政组织形式和管理办法，相对发达的农业技术，加上苗蛮众多的人口、部落，当地适宜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水陆纵横相连的便利交通运输条件，在西周中期荆楚就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南方华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强大了的楚国对姬周不再惟命是从，甚至率先称王要与周天子平起平坐。楚人虽多出身苗、濮、巴、邓、舒等南方小族，但后期贵族、国民多认同华夏文化、典籍、制度，也属文化意义上的华夏先祖。


日期：2009-06-26　12:50:19

　　荆楚芈氏（熊怿受封爵时改姓芈氏）的异军突起，除了上述客观有利条件和自身努力外，在偶看来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在于最早实行郡县制。楚国几代先君在开疆拓土、自强不息的实践中，没有墨守中原封建子弟的陈规，而是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发明了这种新型的行政管理体制。现在推测大概和楚地蛮族多、管理生产技术落后、相互联系松散有关系，楚先君为加强对地方的管理、督导生产生活舍封建而中央直接派行政首长（县尹）管理兼并的诸国。当然并非楚国就不搞分封，但王室兄弟和贵族受封只代表荣誉称号和某种特殊待遇，如常见的“县公”可以享受封邑的禄贡，但无军政大权。这种新的国家组织和管理模式大大强化了楚人王权和中央权威，力量得以集中，内乱也明显少于北方各诸侯国，客观上对楚国崛起产生了强大推动力。中国历史上这种源于顺应潮流、敏锐变化而使民族、国家强势上升的现象不胜枚举，可惜后来在儒家封建文化和因循守旧陋习影响下逐渐消失，少见创新或创新屡屡被保守势力扼杀而令今人遗憾。楚国管理国家的奥秘显然在晚些时候为各地诸侯所洞悉，纷纷效仿楚国而实行这种先进办法。各国往往在内地设县有中央直接节制，而边疆或国防重地则设郡由军政合一的授权首长（类似后世西方国家的总督）统一负责强化防御能力。这种格局在未来的战国时期蔚然成风，既保证了中央的有力控制，又刺激了地方自治的活力，一直到始皇帝赢政加以改造后在中华第一帝国全面彻底推行。

　　楚人在西周昭王时代即已足够强大，到春秋早期更是严重威胁中原华夏集团的霸权地位。直到公元前632年，北方强国晋文公亲自率华夏联军（秦、齐、宋当世强国均遣师助战）于城濮之战击败汹汹北上、气势骄横的南国联军，楚人扩张的势头才暂时得以遏止。但强大的楚国春秋时期始终是中原传统霸主晋国的强劲对手。而城濮一战可以说在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命运，是导致中国长期北强南弱、重农耕而轻工商的因素之一（楚国和齐国类似，社会生活中商业气氛浓厚，相对重视手工业）。


日期：2009-06-26　15:53:53

　　城濮之战挫败楚军骄狂统帅子玉的晋文公姬重耳可谓是“生于忧患”的典型。晋人祖先唐叔虞被长兄周成王册封于四面戎狄的晋西南古称“有夏之墟”的唐国（大夏为上古晋西南游牧土著，与夏朝无关），以镇遏“怀姓九宗”和其它戎翟小国。叔虞子继位时改称晋侯。处戎狄地肩负翼护王室北方的晋人不负重望，在西周末期已经发展成姬氏家族中最有实力的地方诸侯，而且在与狄人的长期对抗中“姬晋”养成了尚武彪悍的传统。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以公室旁支替代大宗并被朝廷正式册封为晋侯（看来当时周朝的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各国轼君、篡逆此起彼伏），子献公在位期间不仅战胜骊戎、赤翟等游牧部落，还兼并附近晋豫地区小国数十个。

　　公子重耳因卷入父亲晋献公的爵位继承斗争，被迫离开故土、流浪四方（晋国也没能避开最高权力交接问题的困惑）。公元前636年，历经坎坷大半辈子的姬重耳在秦穆公帮助下以62高龄返国任君位。同年当东周王室发生“叔带之乱”后，晋文公在辅臣策划下抢先继承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旗号，派兵平叛，杀叔带而复襄王。此次军事行动不仅获得王室嘉奖的现实利益，还给晋文公带来了贤侯的声望，受各方诸侯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