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武、昭两朝出现，当时更显严重的贫富分化、土地兼并、流民广布的潜在社会威胁，汉宣帝也极尽所能予以化解和抑制。宣帝沿用迁地方豪强于京畿的传统政策遏止贫民土地流失，把豪门的超额土地或充公、或假借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把大量国有土地、皇家园囿按照同样办法处置，使大批困难农民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成为国家掌握的编户齐民；同时针对各地流民出台了相关赈济、抚恤措施，而且规定非常细致、亲民。在宣帝及其政府的苦心经营下，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农业。元康五年、全国大丰收，京师粮价“石谷五钱”，创造了整个汉朝时期的历史最低记录。虽然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经济理念：“谷贱商农、谷贵伤工”，但考虑到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具有分散性、封闭性、保守性、自给自足的显著特点；当年百工生产技术落后、商品种类和品质有限，社会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定价主要取决于基本农产品价格（特别是谷物）；国家采取平准法限制农产品价格波动补助农民利益，上林三官（类似现代财政部下属银管和铸币机构）统一铸钱、不过量发行五铢钱；而且即便是帝国高官其俸禄也是谷物，无从因粮食价格降低更多地侵占社会财富，所以较低的粮价整体上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是有利的（只有后来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工农业剪刀差、无能无知政府长期奉行滥发纸币政策、依靠通货膨胀手段隐秘掠夺国民财富时，人为压低的低廉农产品价格体系才是对农民赤裸裸的残酷剥削和欺诈，同时后者还伤害了社会绝大多数财富创造者的经济利益）。

　　宣帝采取的一系列明智、亲民的政策，虽然相当程度缓解了当时比较严重地妨碍农业生产和诱发社会动荡的兼并、流民两大农耕帝国致命绝症，但是这些病毒和病变细胞已经潜伏在帝国的肌体里、无法彻底清除，只静静等待未来天灾人祸（最高权力运行紊乱、吏治混乱、严重自然灾害等典型帝国颠覆症）集中降临的时刻，将一举爆发、摧毁病入膏肓的老迈帝国。


日期：2009-08-13　13:47:34

　　宣帝亲治时代不仅破解了权臣掣肘、安定了庶民生计，国家安全防务和对外关系也取得较大进展。汉宣帝派遣大将赵充国、许延寿、酒泉太守辛武贤为将镇压了西方羌人的叛乱，粉碎了羌人、匈奴联手隔断西域的企图；另外命令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破西域车师国，迎降匈奴日逐王及其部众万人如汉境。宣帝朝最大的也是汉匈关系标志性的胜利是匈奴内乱，分裂为五单于后，呼韩邪单于请求入朝称臣，自愿为汉朝藩属护卫北疆。这说明曾经煊赫数百年的匈奴帝国在始于武帝的长期对抗中已经不堪重负、正式破产，而且匈奴分裂后从此彻底走向式微，再也无力与西汉大规模、高强度对峙。汉宣帝得以完成武帝倾举国之力也未能完成的功业。

　　兴许是因为幼年曾经蒙受牢狱之灾，祖、父均死于冤案的苦难经历，汉宣帝终世都极其重视刑罚和牢狱问题。“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朕惟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执囹圄，不终天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佗皆勿坐。”汉宣帝在诏书中特别强调司法原则要公正而宽疏，对老年人的无心过失要求采取人道主义的处置办法。

　　整体看来这位西汉“贫民皇帝”出色地履行了天子的职责，在他的治下百姓疾苦得以大为缓解、社会、经济得以康复，史书评价宣帝为“中兴明主”恰如其分，但他的一生努力可惜未能彻底逆转西汉王朝滑向衰落的轨迹。

日期：2009-08-13　16:25:02

　　接替贤明的汉宣帝皇位的是他与贫贱发妻许平君的儿子刘奭，他出生后亲母即身亡，幼年险遭继母霍皇后暗算，八岁时被立为太子。谥号汉元帝的刘奭是西汉第11位皇帝，凑巧在他手里煌煌大汉的国运完成了由盛到衰的分水岭，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汉元帝本性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自幼受到皇家良好教育的他一生对儒学、经学尊重推崇，骨子里渗透和洋溢着儒家政治理想，堪称具有学者风范但缺乏灵活治国理念的“书呆子”皇帝。事实也证明恰恰是他对儒学的僵化运用、盲目崇拜，“媚儒、俗儒”行为导致事情的发展与他的预期相反，帝国不可遏止地坠入了泥潭。
　　元帝年轻时就对父亲建议：“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明白人，各种学术取其所长，用其宜世，难怪成就中兴伟业）。后来宣帝甚至预言：“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不料竟然一语成谶。
　　在汉朝所有皇帝中经学功底首屈一指的刘奭掌握皇权后，当然要实践和兑现他的政治理念。当年的社会环境因为多年的土地兼并导致大批自耕农破产沦为流民、佃户（分为假借国家农田的国佃和租种地主农田的私佃）或奴隶，吏治不善又使本应由这些人承担或注销的租税赋役全部转嫁到在册编户齐民身上，加上基层贪腐难绝、天灾连连，百姓疾苦甚难当。在这种情况下，汉元帝认为要缓和社会矛盾，就该放弃祖宗密传的霸术、纯任德教；朝廷诸公都深知这位陛下本人就是儒学的超级高手，儒学又是帝国的标准意识形态，自然也不能过多争论。

　　汉元帝有儒家知识、有治国理想，可惜缺乏人性研究和政治经验，诊断社会疾病无误，却拜错了山门、抓错了药，执政期间许多作为近乎腐儒所为。

日期：2009-08-13　18:06:50

　　西汉武帝连年征战，国家人户减半，但经过昭帝、宣帝两朝生息，到元帝执政时全国人口快速恢复到比较大的规模，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的压力多年销声匿迹后再出江湖。由于前两任君主实施比较开明的经济政策、鼓励民间发展，多年累计的社会贫富分化也在元帝朝开始显示危害性，尤以民间土地兼并问题尖锐，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民生。而且史料记录元帝朝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似乎特别多，关东部分灾区时常出现“人相食”的可怕景象，上郡属国的匈奴降胡也因饥荒成群结队地逃回匈奴求生，可见当年食品供应短缺情况异常严重。

　　善良的元帝为应对灾害和食品生产不足的冲击，采用了赈济灾民、减免税收、贷钱贷粮帮助农民恢复生产等传统措施，而且也非常注重削减宫廷和政府开支、减轻民间压力和缓解政府财政负担，自己以身作则动员大臣节省膳食开支、复员宫禁卫士、罢皇家乘舆狗马，把皇家御苑、园林开放给贫民耕种，将各地政府负责的国有江、海、陂、湖、园、池免费提供百姓经营，以期改善民生。但是针对造成农业生产失序的主要症结----土地兼并，元帝并没有出台任何得力措施；温文尔雅、体恤他人的元帝甚至放弃了祖制迁徙地方豪族入京畿的有效办法，使地方豪门势力不断坐大、削弱中央集权，土地兼并愈难遏制；同时迷信儒教德治学说的元帝放松了对官僚系统的监督惩治，使之逐渐与地方豪强、无赖奸民勾结、沆瀣一气祸乱郡国百姓。而在封建皇朝时代土地兼并和吏治混乱这两个弊端不有效抑制，朝廷指望民间安居乐业显然是缘木求鱼的奢望。

　　好儒的汉元帝主张并力行“以柔治国”，强调儒学的“教化之功”，把对儒术、儒生的尊崇抬高到以前从未有过的高度。元帝即位初年，就册封当时的孔子后人孔霸为“关内侯”（以前只有为汉朝立大功者才享有此等荣誉和相应的丰厚经济待遇），赐号“褒成君”，并下诏令孔霸以皇朝名义奉祀孔子。初元二年（即位次年），启用师傅名儒萧望之，赐爵“关内侯”和800户食邑；大儒夏侯胜过世，皇室大为褒奖。元帝这一系列尊崇孔子、孔子后人、儒学名宿的做法无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不仅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而且鼓励民间学儒之风，开“书中自有黄金屋、穷经皓首求富贵”的不良风尚。

　　汉元帝在任命国家官员时主要以儒家标准判断、选择，太学（国家最高学府）博士弟子激增至千人，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过关者即授以官职。年积月累，逐渐儒生布满朝廷和地方政府，大臣、官员以通经学相矜夸，学儒求官成为仕人入仕从政的主要途径。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意味着儒家观念将影响政事、政风。这种古代版本的唯学历、唯儒教仕途论颇类似现代的唯成分觉悟论和唯学历、留洋论，导致大批没有实际德行或才能的书呆子或功利政客充斥政坛和各级官府，只是历史没有记录是否出现过“农民任副总理”这样的洋相和笑话，当然不是歧视和瞧不起农民出身的百姓。


日期：2009-08-13　21:59:41

　　除了高度尊崇儒家、选用儒生干部外，汉元帝还彻底屏弃“霸、王”杂术，治国施政完全以儒教经义为本。朝廷政令和诏书要引经据典，商议国事、皇帝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奏事稍不符合经义则遭皇帝严厉批评指斥。看来汉元帝确实是打算将儒家教义完全赴诸实施，而不是做官面文章。但这种形式化、追求理想境界的处理国政模式显然是僵化而缺乏变通的，而且实际效果势必因人性、社会性的缺陷要打折扣。同时儒教经义本源自观察研究世物人情，目的是为人类服务，虽然可以指导社会实践，但要求社会活动完全符合经义无疑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