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缺陷来源于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先行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薄、技术落后不可怕，还有追赶的机会；政治制度封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空间、不重视教育、科技，使经济增长缺乏内生能力才是当局最误国误民的地方。所以说中国第四次经济革命边际效益最显著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最后一个问题说它们讨好西方政客有一定道理，但一定要认识到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中国利益集团说了不算，它们不得不听从被人的差遣左右。目的和底线当然是维持现状和既得利益。

日期：2009-09-17　11:13:51

　　班超几乎单凭一人之力就为东汉皇朝赢得了辽阔西域的控制权，使汉帝国的威名远扬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这项成就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古至今立功异域者无出其右。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介绍东汉帝国完成对塔里木盆地征服时，把班超视为才能异常卓越的天才将领和成就杰出的大冒险家，西方有部分历史学者推崇班超是影响和改变了中亚和中国历史的巨人，我们自己从中华民族受益的历史角度看怎么夸奖“定远侯”都不过分。

　　班超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煊赫的历史功绩？是天意还是人功起主要作用？个人以为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归纳总结：
　　一、当年西域的形势埋藏了班超成功的种子。
　　古代西域地区自然条件艰苦而地理位置优越。在这种自然地理条件下，西域先民单纯依靠农业或者牧业生产来维持良好的生活条件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老天是公道的，西域地区正好处于古代西亚、南亚次大陆、中国中原、亚欧大陆北方草原几大文明圈的交汇处，所以有非常好的条件发展陆上贸易，扮演中间商的角色。
　　关于史前西域居民（只缺乏明确文字记载，并非特指远古）的情况史学界自来众说纷纭，而且看情形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以达成共识，这个难题留给未来的考古界和理论界去破解吧。我们只需要知道他们很可能成分比较复杂，既有起源于中国甘肃的土著，也存在从北方大草原以及西亚、中亚迁徙来的移民。先民们很早就掌握了畜牧和农耕技术，而且在靠近水源、土壤肥沃的绿洲地区还建立了有一定规模的居民点和城市。由于自然生活资源相对匮乏，一个地区无法集中支撑很多的人口，所以这些部落、聚居点、城市分布很散落，但是虽然组织松散却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一性，尤其是内部保持着贸易、通婚、结盟等政治经济社会交流。


日期：2009-09-18　17:10:34

　　塔里木盆地的先民各城邦、部落可能很早就成为古代文明世界国际贸易网的一个重要节点，与四方其它文明进行经济技术交流活动。西方两河文明圈、印度河流域文明圈、北方草原文明圈、东方古中华文明圈应该都有交往；到了战国时代，东方由于秦国与西戎各族的激烈冲突和对抗，加上秦人后来彻底奉行‘耕战“政策，可能与东方的贸易往来才逐渐衰落。但小西域（与包括中亚多数地区的大西域概念相区别）无疑还在和西亚、南亚、北方维持着相当程度的贸易往来；直接贸易利润、征收过境税、以及为来往商旅提供各种服务获得的收入对这些国家和人民意义极其重大。

　　匈奴崛起后，这种格局被打破了。匈奴人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征服和控制了西域乃至整个北方大草原，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匈奴帝国主导了西域地区的所有政治经济事务，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西域各国基本沦为游牧帝国的附属部落或附庸国。匈奴人虽然允许这些小国保持一定的经济独立性，但象任何一个古代征服者一样要求被征服民族承受各种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当匈奴帝国和汉帝国发生冲突后，匈奴人要求西域小国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或直接裹胁支配被征服者的军事资源更是可以想见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长期遭受匈奴欺压和剥削的西域势必存在潜在的反匈奴意识。西汉皇朝沉重打击了匈奴，汉族势力延伸到西域，这在当时是会受到西域部分国家和部族欢迎的，因为汉人某种意义上扮演了“解放者”的角色。即使对各国统治上层而言，也必然渴望摆脱匈奴人的政治枷锁，何况正常人的思维方式都会选择站在强者一方以谋求自身利益。

　　汉匈对抗大局被西汉皇朝主导后，辽阔而富裕的东方帝国的商业资源无意中成为长于经商的绿洲国家商人们新发现的大陆，这种意外之喜强有利地刺激和巩固了西域人对汉朝的感情倾向。而且西汉时期朝廷对西域属国的政治压迫或经济剥削程度近乎可以不考虑，与匈奴的奴役完全不同，所以西域人必然乐于见到汉人势力维持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秩序。

　　王莽代汉引发的大混乱，西域也受到较大的影响，与中原的正常商业贸易往来衰落并终止，直到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16国始主动和东汉皇朝恢复交往，到汉明帝时代中原和西域断绝长达65年的关系才恢复正常。

日期：2009-09-18　17:41:44

　　一个地区的正常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一个稳定的环境，对商业因素成分很大的西域地区更是如此。在匈奴、汉族轮流主导地区安全稳定事务的空挡，西域各国的君主和居民们也曾经自身做过类似的尝试和努力，强大的莎车人就曾经试图完成资源重组和地区统一，建立一个莎车帝国。由于自身实力的不济和西域传统的小国林立、联合松散的实际情况使这种努力半途而废，而且莎车人得罪了一批西域国家的上层和国民，但西域人渴望秩序、安定和贸易致富的意念显然是不会因此打消的。东汉皇朝再次出击匈奴，无疑会给西域各国一种强烈的暗示，并唤醒它们对昔日扮演东西方贸易枢纽和中介商的黄金时代的美好记忆和恢复的憧憬，这是很多西域国家及其民众积极支持班超在西域军事统一行动的根本原因，也是班超完成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的核心力量。


日期：2009-09-18　21:29:55

　　二、西域民族的商业化特性是屈从班超压力的首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西域和浙闽广两个地区有比较浓郁的商业气氛和商业文明传统，尤其是宋朝以前。这种现象和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有关系，首先了处于古代国际贸易网的敏感地带，其次是远离中央政府、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影响相对淡薄。
　　西域地区尤其是绿洲城市的居民自古善于经商、商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商业文明特征在古代远比中国任何地区显著。商业文明不同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商人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更与农夫、牧人迥异，商业社会的整体特性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从商人逐利、看中经济利益这条根本出发，商业文明表现出灵活性、扩张性、包容性、妥协性等基本特点，人性的贪婪与恐惧、进取与懦弱在商人阶层身上可以说表现得最淋漓尽致。

　　商人善于妥协、见多识广、整体文化水平高（这是经商的基本需要），但千万不要想当然以为商业社会就更文明、没有侵略性。实质上商业文明出于逐利的天性，在其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更倾向于主动出击、制定规则以扩大商业利益，呈现出极强的扩张性和侵略性。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观察古代雅典帝国、迦太基帝国、威尼斯共和国、汉莎同盟时看得非常清楚，近代的就更不用介绍了；中世纪的行会制度，早期资本主义的垄断倾向也都说明了这种特性，商人在占有压倒优势时同样会表现出让人齿冷的冷酷无情。古代游牧民族、北欧海盗因生存资源匮乏需要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农耕国家出于安全需要和对土地的狂热追求对外扩张；商业社会则因为需要不断刺激商业的规模和追逐利润而对外使用暴力；只不过与游牧文明破坏性的掠夺方式相比较，商业文明在侵略和占领时很注意不去破坏商业资源。当然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程度尚未达到某种高尚程度时的表现，现代人既不用天真地予以谴责，也无必要虚伪地美化掩饰。而且今天人类的文明已经进步到几乎所有聪明的民族都会设法把兽性的商业冲动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兽笼里，让它既为社会进步效力又不至于危害社会。


日期：2009-09-18　22: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