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证明《宋书》的记载是错误的，拓跋珪是什翼犍是孙，非其子。驳掉宋书，晋书中的故事又如何解释呢？晋书编写的根据是什么呢？由此引出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崔鸿北魏人，与宋书作者沈约基本处在一个时代，《十六国春秋》原本秩失，现在的版本是经后人辑补的，据说晋书大多史实参考《十六国春秋》，晋书作者房玄龄先生为什么弃魏书不顾非要选择《十六国春秋》呢？除了对魏收不放心之外，毕竟崔鸿与沈约所处的年代要早。晋书给我们仍旧留下两处疑团需要解释，一是什翼犍未死，拓跋珪缚父请降，二是拓跋珪被流放于蜀地。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只有拓跋珪缚父请降，才能被苻坚流放于蜀地，因为他不孝。

　　事实又是如何呢？无论魏书也好，晋书也好，有一点是肯定的，秦军兵临云中时，拓跋代国曾出现内乱导致什翼犍的许多儿子死亡，关键在于叛乱是由谁发动的。魏书说是庶长子拓跋实君和拓跋斤，晋书则说是拓跋珪，各执一词。拓跋珪有没有可能发动政变？他自己没有可能，因为他当时才五岁，虚岁也就六岁，怎么可能打败都是成人的长兄们呢？赞同什翼犍纳媳说的史家认为虽然拓跋珪不可能，但已为什翼犍妻子的贺氏可能，原因是她的背后有贺兰部的势力。贺氏的传奇故事我们在后面还要逐一讲，她是一个聪明、大胆、有识见的女子。即使当时她坐上代王王后的位子，也绝不可能在秦军大举压境的关键时候蛮干，清除慕容妃的儿子们，把什翼犍抓起来投降。如果真是这样，代国的老人，部落联盟的首领们会对她倍加尊重？再者说，苻坚会把一个五十七岁病魔缠身的老人送进太学学礼，仅仅认为他未参仁义？更何况什翼犍本身便是一个仁恕之君。不管拓跋珪曾不曾缚父，依苻坚的大度和英明，也绝不会将一个六岁的小孩子流放到偏远的蜀地去。应该就此判断，晋书不实。

　　脑子大了吧？休息一下慢慢研究，这是史家们都未解开的谜。接下来，让我们忘掉扑朔迷离的谜团，忘掉众说纷纭的疑案。不可否认代国亡国了，大秦国依靠赫赫武功一统北方，前秦的疆域 “东极沧海，西连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大秦国的强大“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美中不足的是偏居一隅的东晋政权未能屈服，如同一块白玉上的瑕疵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前秦一天天强大，东晋名将桓温却病死，此消彼长，天王苻坚有理由相信，他混一四海的梦想就快实现了。


日期：2007-2-1　22:06:09

　　第二十七章情雄桓温
　　大秦国经略北方之时，南方的江左政权发生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所有事件的主角都是桓温，东晋的皇帝已经换了三个，那个在褚太后怀里登上帝位的两岁小皇帝司马聃做了十七年皇帝后于公元361年得病死去，直到临死尚无子嗣。晋成帝司马衍的长子司马丕以“中兴正统”的身份登上帝位，帝系重回鲜卑儿晋明帝司马绍这一支。然而二十一岁正值青春壮年的司马丕却迷上“长生不老之术”，长期服用金丹导致食物中毒，仅仅过了三年皇帝瘾便羽化登仙，同样没有留下子嗣。公元365年二月，他的弟弟十四岁的司马奕继承帝位，史称晋废帝。

　　司马奕虽为皇帝，朝廷真正的大权却操在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荆州刺史、扬州牧、征西大将军、侍中、大司马桓温的手中，桓温手操军政大权，势倾内外，权力熏天。自伐蜀成功之后，桓温兵临灞上，大败前秦，北伐中原，赶走姚襄，收复旧都洛阳，屡次上表请朝廷迁都洛阳以经营中原，朝廷不许。为一改江左政权大家小国、国家控制户口稀少、财政收入窘迫的现状，公元364年三月下令各地实行“土断”。

　　所谓土断，即废除侨置郡县、让北来流民在所在地落藉，编入所在郡县户籍。侨置郡县我们以前讲过，他们享受不征租税徭役的特权，以至于南来的士族广造田园，隐匿户口，江南人口日益增长，国家控制的户口却不见增多。晋成帝司马衍去世前一年，随着世族权臣王导和庾亮相继去世，首次提出土断。成帝驾崩之后，此事不了了之。桓温执政后，于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日（初一）重新实施土断法，史称“庚戌土断”。此次“土断”，严厉风行，对于敢于隐匿户口的高门贵族地主坚决予以惩处。土断实施之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相应增多，桓温因此得罪众多的豪门士族，在其北伐中原的过程中受到士族官员的掣肘，袁真事件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公元369年的桓温率晋军伐燕，正当北伐军渡过黄河节节获胜之时，却因漕运困难不得不班师回兵，在退军过程中遭到燕军慕容垂的追击而大败，此战使桓温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表面上看，兵败源于桓温轻敌冒进，不能迅速消灭掉燕国主要军事力量，迁延岁月，把战争拖入秋季，又被燕军切断陆上粮道，水路运输因缺水导致中断。其实另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桓温的北伐军是支孤军，得不到朝廷和友军支持是其兵败的主要因素。桓温率主力渡过黄河之后，命令豫州刺史西中郎将袁真攻伐谯郡和梁郡，开辟石门水道，引黄河水入汴水以保证粮道畅通。而

　　袁真虽然攻克谯、梁二郡却未能开通石门水道导致水路运输困难，造成晋军粮食匮乏，物资供应不上来。退兵过程中，桓温遭到燕军伏击的地点襄邑离谯、梁二郡的相当近，袁真却没有及时派遣军队接应。
　　枋头兵败之后，桓温明白一个问题，对于高门士族绝对不能再心存幻想，他决心削平地方士族势力，上表朝廷，将枋头兵败原因归罪袁真，要求将其废为庶人。袁真大怒，割据豫州，固守寿阳，投降前秦。
　　论起东晋政权的几支军事力量，从以前我们讲过的故事中大家多少有所了解。魏晋实行中外军制，晋廷南渡以来，士族豪门势力膨胀，导致中军寡弱，建康的宿卫六军兵力不足，各地的武装相对强大。财富供养军队，荆州地区是江南最富庶的地方，它的军队也就因之强大，从王敦到庾氏兄弟再到桓温，都是因为控制住荆州地区从而获得强大的军队。浙东吴会（吴和会稽郡）地区是江东本地人聚居地，也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但受制于侨姓士族，浙东虽富并无强大的地方武装。其他几支军事力量则是流民队伍，北方人南来主要聚居在襄阳地区和江淮地区，由此形成雍州兵（襄阳）、豫州兵（寿阳）、京口兵（扬州）。桓温控制住荆州兵与雍州兵，通过郗超瓦解郗氏的京口兵，《世说新语》中有一则典故详细述诉桓温势力侵入北府（晋人称京口为北府）。京口士风强悍，桓温深为忌惮，常常对人说：“京口酒好饮，兵可用！”徐兗二州刺史郗愔镇守北府的时候，桓温恶其执掌兵权，挖空心思要搞掉他。可郗愔才干平庸，对晋廷一片忠心，对时事的了解一向糊涂，竟然写信给桓温说：“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指旧都洛阳）”，书信落到他儿子桓温参军郗超手中，郗超取过信笺看罢，撕得粉碎，“寸寸毁裂”。代他父亲另外写封信，说自己年老多病，经不住世事烦扰，想找个闲散的地方休息调养，徐兖之兵一并由您统帅吧！桓温得信大喜，委任郗愔做会稽内史。如此一来，唯一可与桓温抗衡一下的只有袁真的豫州兵。

　　公元370年，袁真病死，桓温亲提大军讨伐袁真的儿子袁瑾，打败前秦的援兵，攻入寿阳，斩袁氏宗族数十人，将袁氏死党数百名全部坑杀，以平息枋头兵败的愤懑。寿阳大捷沉重打击了高门士族的军事势力，加上之前郗氏自动解除京口兵权，江左高门士族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和桓温抗衡的力量。
　　桓温与郗超日夜谋划，准备将枋头兵败丧失的威名重新找回来。寿阳之捷后，桓温问郗超说：“此役足雪枋头之耻乎？”寿阳之战当然无法把桓温丢掉的威名找回来，但对于桓温来说，此战击败唯一一支反对他的军事势力，政治意义极大，故而桓温有此一问，郗超摇摇头只说出两个字：“不能！”说完，也没解释什么。
　　桓温与郗超高山流水一对知已，情投意合相互钦慕，经常一个帐子里睡觉。事隔好久，郗超也未说明不能的原因，直到有一天晚上，桓温与郗超躺在帐里休息，月上中天，郗超对桓温说：“明公现在没什么想法吗？”（明公都无所虑乎？），二人心有灵犀，桓温道：“你是有话对我说吧？”郗超说：“明公当天下重任，以六十岁高龄，败于大举（国家重大事件），如果不建立非常的功勋，就不足以镇服、满足百姓的愿望！”桓温问道：“那么该怎么办呢？”郗超答道：“明公不为伊（伊尹）、霍（霍光）之举者，无以立大威权，镇压四海。”伊、霍之举指伊尹放逐太甲、霍光废黜昌邑王的废立皇帝事件。

　　郗超指出桓温年事已高，再次通过北伐来树立失去的威望已无可能，若想短时间内重获威信必须象伊尹霍光那样通过废立君主来实现。言外之意，劝桓温谋逆篡位。
　　桓温有没有当皇帝的想法呢？有！资治通鉴说他“恃其材略位望，阴蓄不臣之志，”曾经对亲信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司马昭与司马师）所笑。”既而抚枕慨叹道：“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桓温移镇姑孰，路经王敦墓，远远望着说：“可人，可人！”
　　王敦念念不忘移晋祚改朝换代，临死前犹作困兽一搏，最终身死名裂，遗臭千古，做了一个叛臣，桓温晚年豪气不除，称王敦为“可意人”，实际上认同王敦与自己是一路人，同为想开创一个新王朝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