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是个将草根进行到底的人，文化程度不高，尤其看不惯儒生的那身行头。既然领导不喜欢，那就换身装束。于是叔孙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主动迎合自己，自然博得了刘邦的赏识。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是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这种情况下曲节投靠，没有非常之谋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叔孙通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原来当过强盗、壮士的人，儒家弟子一个也不举荐。于是儒生埋怨叔孙通不举荐他们。叔孙通给出的理由是：汉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们只会读书写文章不会打仗，所以先举荐斩将擎旗的勇士，作为敢死队员，你们要耐心等待，到一定的时间我一定会推荐你们。叔孙通的这席话，并不是满嘴跑火车，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多次立功，刘邦欢喜，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公元前 202 年)，刘邦已统一天下。叔孙通拿出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应用。刘邦认为过于复杂，指示一切从简。结果朝堂成了菜市场，群臣在朝廷之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刘邦又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这时候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意去征召鲁地的儒生们，与臣的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这句话说得非常有力度，大白话的意思就是说：打天下我们儒家不行，治天下你们这些粗人不行，还要靠我们儒家。

　　由此可见叔孙通已经接触到战争时期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秦始皇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秦穷兵黩武，二世而亡。从这个角度出发，叔孙通的观点无疑是权力文化层面上的一大进步。
　　待续

日期：2010-03-20　00:19:18

　　于是汉高祖请叔孙通制定朝仪，他的训令只有一句话：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
　　叔孙通的朝仪草成以后，先在野外搭蓬演习，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请高祖参观演习。高祖看过之后，觉得这种游戏有搞头，就用四个字对叔孙通所做的工作给予评价：吾能为之。
　　这是君主对下臣最高的奖赏，为了给叔孙通捧场，他命令群臣都学习这个新朝仪。
　　汉七年(公元前 200年)阴历十月，易知易行的朝仪制度在长乐宫正式实行。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肃敬庄重，群臣按尊卑秩序喝酒，叩拜皇帝，没有敢失礼者。朝仪结束，刘邦喜道：“老子今天才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尝到皇帝滋味的刘邦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进言：诸儒生跟自己这么久了，朝仪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该也给他们封官。可见叔孙通虽儒但并不腐，懂得做人做事的进退。于是高祖刘邦将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为郎官。

　　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没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从政的决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睐和信任。由于他的行为，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陆续进入权力机构，为儒家进入权力场中心夯实的基础。
　　叔孙通一炮打响之后，儒生们的胆子更大了。他们发现孔夫子周游列国寻找的权力魔杖和政治理想正向他们这些儒家后生靠近。这个发现，让儒生们蠢蠢欲动，陆贾就是他们的其中一个。
　　儒生和汉高祖刘邦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极有深度。汉高祖刘邦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听书的习惯，类似于今天听学者的讲座，所以学者有接近皇帝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汉初几代皇帝都有听书的习惯，如汉文帝也听过贾谊、晁错的讲座，追根溯源汉高祖实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皇帝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生，所以对学者的要求也很高。陆贾在谈话过程中就开始顶撞刘邦，我们知道文化偏低的汉高祖，治国远远高于秦始皇，一方面是他出身低微，了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是他能听取不同意见，利于发挥身边有头脑的思想家的作用。像陆贾那样的顶撞，能够容忍和接受，确实拥有着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

　　待续

日期：2010-03-20　00:21:09

　　刚开始，陆生真拿自己当大学教授了，时时在汉高祖面前念叨《诗》、《书》，听得高祖耳朵都生茧子了，有一天刘邦实在听得烦不胜烦，指着陆生的鼻子就吼道：“老子骑在马上得了天下，要《诗》、《书》何用？”
　　陆生也没回避，反问道：“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汤武以武力取天下而以文治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过去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代任刑而治，得到天下以后依然不变，终于亡国。假如过去秦国在吞并天下以后，实行仁义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安能得到今日之天下？”
　　高祖被陆贾顶撞之后，面有惭色，说：“你试为我写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兴亡的道理。”陆生于是扼要叙说国家兴亡的事迹，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赞陆贾讲得好，左右皆呼万岁，名其书曰：《新语》。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落实，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权力的舞台。这时候朝廷之内儒家已经渐渐占多数，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诸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下，已经愈益明显了。十六岁继位的汉武帝，身边都是环绕的都是信奉儒家的大臣，受儒家的影响，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儒家的信奉者。年轻的汉武帝能形成独尊儒术的方针，恐怕和这些身边的影响不无关系。

　　叔孙通解决了朝仪问题，使皇帝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陆贾废弃战时体制，采纳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汉王朝的权力运作有了自己的国体和政体；贾谊强调德政、教化的作用，废弃了秦法体系，极大的缓和了统治集团和民众的矛盾；董仲舒讲究儒家士风，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良性循环作用。
　　叔孙通能够抛弃儒家的形式，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的钻空子，把儒家的影响打入权力机构，可谓深谋远虑，用心良苦了。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儒家也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在改造现实。虽然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强加于自己的种种限制，但他们恰恰利用这些限制又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实施出去，不可谓不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最后形成了一种俾睨千古的浩荡霸气，天下之大，舍我其谁？！

　　daixudaiu

日期：2010-03-22　19:33:38

　　源代码二：打不破的“差序格局”
　　我们知道中国的人情关系网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按着“差序格局”的方式伸展，交织形成的。差序格局形成的客观基础是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高度一致性。传统乡村社会，以姓氏形成自然村落聚族而居，同一姓氏的村落家族生活在特定范围的地域之内，同时传统社会的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人们与外界的交换十分有限，同一村落基本上是同一祖先，人口流动少，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与此相应，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始终是一个随着不同参照系而滑动的差序格局，即以我为基点，随着不同的血缘或地缘的亲疏远近关系即人情向外推延，形成一个不同层次的水波一样的差序。

　　这就好比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一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1、士大夫的权力情结
　　先做官后做文人，有之，但不多；先做文人后做官，大有人在。
　　一般说来，具有适应力之文人者，做官根本就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