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将文骨狠狠地丢掉，天亮后轻装上阵，游刃于官场；从此，只顾前途、不顾本心，左右缝源、上下顺风，四方得势、八面玲珑。他们将官场作为的游戏场所，就像他们的以一个成功文人的形象为世人所接受。既然是游戏，任何游戏都有相对固定的规则，无论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只有遵守了，才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接纳，否则就会被排挤出局。玩游戏如此，从政更是如此。这些规则可以说经过了千锤百炼，而且不断成熟、完善并被默认和遵守，所有为官者大多是心照不宣，认为只有遵守它才会达到自己所需求的目的。

　　在这里，我拿出屈原和司马相如这两个文人特例说说。
　　待续

日期：2010-03-22　19:55:45

　　——屈原的纠结
　　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它象莲藕一样悄悄种植、萌芽、生长，不被察觉，却无声无息地模塑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这就是屈原情结。
　　(１）屈原做官是以忠君为前提的。君、国这两个范畴，在屈原那里，基本上没有区别，甚至是君重于国。他先遭怀王贬斥，又遭襄王放逐，但屈原仍然“九死而未悔”，就象一个不能自拔的单相思情人。反复阅读屈原的主要作品，在我们眼前，除了一个头戴高帽，胸佩香草、腰系长剑的人烦躁不安、咒骂群小、表白心迹、以求重用的形象之外，还能留下什么？因此，扬班颜朱的讽刺是很有意味的。当然，他们都是从忠君不彻底而立论的。而把国家安危、人民死活系于君王一人，本身就是一个士大夫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君王换掉、死掉，并不等于这个国家、民族从地球上消失。因而，把屈原叫作不折不扣的忠君主义者，也许更为妥帖。这里，他比孟子的“民重君轻”思想，还倒退一步。

　　（２）屈原的忠君和恋家联系在一起。在屈原那里，家、君、国亦三位一体。屈原上可与比干、微子，下可与朱耷相比，他们都是皇室同姓同族。在他们看来，国就是家，君就是家长；因此，国仇＝家仇。对于屈原到底是该死还是该明哲保身，一直争论不休。我们且抛开其死合理与否不说，仅从恋家（楚王室）角度指出其局限性与狭隘性。屈原之爱国，集中体现为忠君；为什么忠君，又因为恋同姓之家。屈氏，楚三户之一也。否则，如同扬雄、贾谊等人所指出的，他为什么不能放开手脚，象百里奚、乐毅、吴起、范雎、苏秦、张仪那样，在列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我们不是说家不该恋。恋家乃人之常情，不可非。但正如君、国一样，家、国也是两码事。

　　（３）屈原的自恋有负作用。但正是这一点，却让文人士大夫特别醉心。作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屈原就象希腊神话中那位爱上自己水中倒影的厄洛斯王子。从现代心理学角度讲，屈原的自恋是将内在的痛苦投射出去，然后咀嚼并审视它，把实践理性化作美（广义的）的观照，再强化为深层无意识。似乎可以这样说，屈原不是在发泄痛苦，简直是在顾影自怜、欣赏痛苦。痛苦已成为屈原精神生活中的奢侈品，就如同那些经常唉声叹气，把滔滔不绝地向人诉说烦恼当成享受的人一样。心理学家一致指出，这是一种精神传染病；越敏感，越易患。不幸的是，中国文人气质的官员多属敏感者。他们宁愿把直面、改革现实的冲突转化为内心现象，自我排遣，自我陶醉，也不愿（或不屑）参予对丑恶势力的直接交锋。

　　待续

日期：2010-03-22　20:24:15

　　——士大夫的权色之恋
　　过去的官员大多从士大夫堆里选拔出来。既然是士大夫，那就有文人的情怀，除了家国大情怀，更多的是权色小情怀。
　　对于传统中国士大夫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或者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是婚姻和做官，二者构成了传统中国人“成家立业”的人生理想。宋朝是我国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胜出者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致使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不及第不成家”便成了一些人的誓词。连宋真宗赵恒都在诗中表达了这层意思：“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该诗力挺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处世哲学，告诫人们为一朝登第，何必急着娶妻呢！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当时评价一个家族兴盛的标志是看其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金榜题名的士人就成了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但大宋官位毕竟有限，经不起天下人争抢，只有佼佼者才有望胜出。所以大家只得卧薪尝胆寒窗苦读，期望在书中找到“颜如玉”、“黄金屋”，这便造就了众多未婚大龄青年乃至大龄壮年。这也影响了大宋的女士们，“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当“官夫人”，于是出现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怪圈。

　　“榜下捉婿”，即在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就是抢，坊间便称其“捉婿”，宋人笔记对“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为攀新科进士为婿，每每不惜重金，堪称人文史上奇观了。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这种近似金钱交易的“捉婿”蕴涵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它说明宋时经济崛起，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层社会，指望金榜题名封官进爵，还能当富绅的乘龙快婿，何乐而不为乎！

　　待续

日期：2010-03-22　20:39:30

　　“捉婿”者中还不乏当朝高官。宋真宗时河北人范令孙登甲科，宰相王旦就把他招为女婿。有位新科进士叫高清，品学平平，宰相寇准却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寇女死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将女儿为他续弦，时人称这些人“天子门生宰相婿”。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媚权势者，宋高宗时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时遭挫：他欲把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傅婉拒，令蔡大不快。

　　在年复一年的官场博弈中，多少读书人熬掉了青春熬白了头！有位叫韩南的书生，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便有人来“捉婿”，他并不回绝，却写了首诗奉上：“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该士子已高龄73岁了！可见当时“捉婿”市场与官场一样，供不应求货源奇缺。可见书真是不白读，有了颜如玉的痴情等待，黄金屋的诱惑，中国封建士大夫怎不个个奋勇，人人向前。

　　在传统中国传统文人的这两件人生大事上，司马相如皆为之提供了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先说“洞房花烛”。
　　中国人讲结婚为“完婚”，意谓一个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达至人生之完整境界；儒家学者讲“治国平天下”，必以“修身齐家”为前提，亦重“齐家”之婚姻于人格健全之意义；或如辜鸿铭所谓，没有婚姻家庭的爱国者只能被称作“强盗爱国者”。但凡读过几本书的人都知道，相如与文君之婚姻一反传统模式，它抛弃了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是基于爱情的结合，是才色之恋，极富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

　　“金榜题名”是权力晋升的必由之路，也是打通权力之路的通道。
　　待续

日期：2010-03-23　23: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