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3-31　21:45:08

　　第二个王朝商朝的“君权继承顺序”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兄死由弟继承，弟死由少弟继承，直到同辈之弟全不在世时，再由长兄之子继位。但这种制度本身就潜伏着动乱的基因。因为继位之弟尝到甜头后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兄之子，而要传给自己的儿子，好东西谁都想要。于是商朝在第十一位国王仲丁以后，到第十九位国王阳甲的九个王间，发生了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国力大打折扣，是为“九世之乱。”。

　　王位之争引起的动乱使商朝的国力严重削弱，最后竟然沦落到为避敌锋芒而屡次迁都的地步，打不起我躲得起，躲不起我最后还死得起。
　　由于“九世之乱”的前车之鉴，商朝就把继承顺序由“兄终弟及”改为“兄终弟及+嫡子继承”，即：继承王位的最小的弟弟死后，王位不再交给长兄之长子，而是由这个弟弟的长子继位。这是因为长兄之子在未继位以前处于无权的地位，而王权在手的幼弟，可以利用手中的王权，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以企图永久占据王权。为了防止王权的争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传位于时王的儿子，以保证王权的顺利传递。

　　但是这项改革还是让人头疼。长兄之所以把王位传给弟弟们，是因为幼弟死后王位会回到自己的儿子手中，而现在幼弟企图靠手中的权力使王位永久在自己的后代中传递，与其那样，长兄不如趁早直接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后代，为什么还要把王位传给弟弟们呢？于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应运而生。
　　嫡长子继承制规定的继承顺序：嫡长子（正后所生长子）——嫡长孙——嫡次子——庶长子（偏妃所生长子）——庶次子——其它宗室
　　由“兄终弟及”改为“嫡长继承”，其实是继承制上的一种倒退。因为“兄终弟及”使王位始终在成年人手中传递，而且继位者年龄越来越大，相应地控制局势的能力也就应该越来越强，斗争经验也应该越来越丰富，这对君权的平稳继承及治国安邦都是很有利的。另外，“兄终弟及”使所有王室成员都有机会登上王位过把瘾，是一种相对公平的作法，可以消除“嫡长制”下没有机会即位的王室成员通过动乱争夺王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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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0-03-31　21:56:55

　　现在我们看到了，最初的固定顺序继承法就是被怀有“私心”的君主们自己破坏的。他们置王室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不顾，炮制了所谓的“嫡长继承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幼子即位或无子即位的情况，这时君权极可能不能平稳继承，大权极易旁落于非王室成员之手，动乱也极易产生。即使将来少年君主顺利继位掌权，他们的治国经验怎么能跟早已成年的王叔们相比呢？
　　然而，即使对本来就已千疮百孔的嫡长继承制，君主们还要加以破坏。因为它不仅约束了无继位资格的王室成员，也约束了君主本人，使他不能因宠爱某个后妃就让其子继承王位。这对于那些从不愿受任何制约的君主们来说无疑是很不爽的。
　　于是在此后三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反复可以看到，即使很英明的君主有时也极想摆脱固定顺序继承法的约束，更别说那些扶不上墙的烂泥们了。
　　有史料记载的第一起君主自己破坏嫡长继承制，从而带来严重恶果的案例发生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以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导致申后的父亲申侯联合犬戎进攻宗周，并杀幽王于骊山下，使存在近300年的西周王朝灭亡。
　　太子作为君权的法定继承人，照理说应该是最有希望实现君权平稳过渡的人，怎么最后却成为干扰皇位平稳过渡的主要因素呢？但事实就是这样，“立储困局”几乎陪伴君主制终身。
　　由于太子是权力继承的最大受益者，其它失去染指君权机会的势力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都千方百计想把他拉下马——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恰是太子处境的最好写照。太子既知身处险境，当然要设法自保。除了千方百计讨得君父的欢心，还要做的就是利用储君的身份吸引趋炎附势之徒投靠，尽可能壮大自己的私人势力，压倒潜在的竟争对手，为顺利继承王位及接掌君权打下基础，或者干脆在时机成熟时提前政变夺权。正是出于对太子提前夺权的担心，“储权”产业的做大做强必然使君主有养虎为患之感，一山又岂能容二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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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0-03-31　22:01:47

　　比如努尔哈赤就曾先后让嫡、庶两长子代理国政，但两子为树立自己的权威，一再打击功臣宿将，嫡长子诸英甚至闹到最后竟然产生轼父的念头，使努尔哈赤的两次尝试彻底失败。康熙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预立太子的皇帝，他为培养太子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屡屡授予“监国”大权。但太子想早登皇位，勾结重臣企图迫康熙禅位，康熙当然舍不得放权，只能废太子了事。最惨的莫过于隋文帝杨坚，临死前发现太子杨广不孝，欲废，可惜杨广羽翼已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自己的君父亲登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于是乎君权继承的最大受益者，终于反过来成为这项制度的威胁——君权继承的前提是父死子继，搞来搞去最后却成了父还未死子就继。
　　其实历代帝王大都深知“君权面前无父子”，对太子培植私人势力颇为忌惮，常常是一有人告发太子谋逆就信以为真，捕风捉影地错废、错杀了不少太子，父子之间的信任度降到冰点。作为君主，绝不能容忍自己的权位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即使是自己的亲儿子也不例外。给你的，才是你的；没给你，你就不能抢。
　　于是作为君主就采取各种措施对太子加以防范和限制，使之不能于自己仍在位时便坐大，甚至不在生前册立太子，光凭一纸遗诏就想实现君权的顺利继承。这样做的君主基本上都得了狂妄自大症，自以为天下无双，人间至尊，遗诏一出，莫敢不从；岂不知专制社会只认权不认人，何况还是个死人。如果只是一味削弱储权，没有事先把觊觎君权的其它势力控制在无力做乱的范围内，其结果就是：虽然解除了来自太子方面的威胁，却大大增加了君权顺利继承的难度。历史上此类事件发生的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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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0-03-31　23:00:10

　　比如秦始皇不早立太子，也就更谈不上为其树立权威，包括长子扶苏在内的众多皇子，连个正式的名分也没有捞着，当然无力对抗丞相与宦官的联合进攻，大权必然旁落。宋太祖赵匡胤也是如此，致使君权被其弟赵匡义篡夺。其实，预立嫡长子的重要性，早在春秋时期已被经验证明，古人云：“王有嫡嗣不可乱也”，正是对“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历史教训作了血色的总结。

　　预立太子只是保证君权顺利过渡的第一步，要想万无一失，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必须的，那就是剪除一切显在和潜在的威胁。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屠杀功臣就是以此为出发点。但剪除威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势力却不容易剪除，比如太子的母亲及其父兄。历史上女后、外戚做乱屡见不鲜。就象吕雉、武则天这些母亲，在当皇后时即掌握相当大的权力，新君即使即位也是摆设。吕氏、武氏欲改朝换代虽未得逞，但成功的也不少，比如西汉外戚王莽、北周外戚杨坚。汉武帝刘彻为防止诸吕之乱重演，不惜采取极端措施，“立其子杀其母”，后来北魏也有过类似作法，但毕竟太过残忍而被放弃。于是就剩下一个保险的办法：让太子提前掌握一部分权力，使“储权”仅次于君权凌驾于第三方势力之上，则可避免最后的失手。

　　树立太子权威容易使太子萌生野心，对君权造成威胁；但如果不及早培养他的权威，空有甚至没有“名份”的太子（皇子）又怎么能够阻挡女后、外戚、亲王、功臣等势力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呢？从夏启“家天下”开始，直到清康熙帝为止，历史其实就是在原地不停转圈的陀螺，转来转去怎么也走不出这个“立储困局”。
　　——权力的“屏障威胁”
　　为了求得内心的安稳，让权力永世成为自己家院子里那颗歪脖子枣树上挂着的果实。宗室诸王不遗余力，他们本应该是“家天下”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帝国面前最可信赖的一道屏障。但屏障弄不好就成了智障，成了自家门前最大的威胁。
　　宗室诸王对君权继承的威胁是摆到桌面上显而易见的，固定顺序继承法说到底就是为约束这帮人而定的。因为他们是离君主宝座最近的人，近得只有一步之遥，近得似乎唾手可得。但问题是有时候近也不一定是好事，一步之遥弄不好就成了咫尺天涯，阴阳两隔。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