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它是一个只有立国初的十几年有丞相，其余两百六十多年里，没有丞相的一个朝代。但历史的规律证明了，没有丞相这样辅助皇权的制度的存在，这个王朝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明代虽然废除了丞相制度，但是却因此诞生了类似于丞相制度的内阁制度。

　　内阁源于皇帝的顾问大学士，开始只是顾问秘书机构，理论上只有议政权，并无决策权，应该不具有丞相制度的特征。但因为内阁的创始人朱棣喜好亲征，因而战时的国事只能交于太子朱高炽及内阁共同处理，加之内阁有三杨这样的强悍人物，因而从内阁正式成立之时起，就带有了一定的丞相制度的色彩。
　　但不管怎样，内阁制度向着丞相制度的靠拢，却是历史必然，明代以科举立国，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官集团，与皇权的冲突在所难免，文官集团的代表内阁权力的扩大自然也是必然。宣宗时，内阁获得票拟权，实际上即拥有了部分决策权，但并非正式的法定的决策权。即便这样，这一创举也使得内阁成为名副其实的中书省，内阁的大学士也因此成为实质上的宰相。

　　但内阁毕竟尚在发展，其各方面并非很完善，如果说成祖时是形成期，仁宣时是定格期，那么从英宗到世宗初期，则是完善期了。这段时间，内阁无声无息地发生了的巨变，即内阁争取了对皇帝的封驳权，所谓封驳权即内阁如有对皇帝下达的诏命或对奏章的批复不赞同，可以拒发六部执行，退回内廷，让皇帝重新决策，这种现象在世宗嘉靖朝初期表现的尤为激烈，因为“大礼仪之争”，首辅杨廷和多次封驳皇帝的旨意，而皇帝无可奈何，封驳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非正式地为内阁所得。这意味着内阁可以拥有对皇帝的否决权，虽然是非法定的，但却表明内阁已经达到了限制皇权的高度，已经完完全全脱离了顾问秘书机构的性质，大学士更加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了。

　　而杨廷和之后，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历任首辅，则是内阁制度的鼎盛时期，这段时间，内阁强化了百年来获得的权力，并加以巩固，而且在对于其他朝廷机构的关系上，也加以发展，在张居正之前，内阁名义上与都察院、六部处于同等地位，但其堂官无不对首辅敬畏有加，内阁实质上已成中书省，而张居正时，由于实行“考勤法”，内阁成为最后的负责人，无疑在法定上已经凌驾于六部、都察院之上，并且拥有了部分军事决策权，胜于历代的中书省，相当于政府机构的中书省和军事机构的枢密院的结合。

　　但皇权与相权亦或官权始终是有冲突的，有明一带基本上是有两次皇权与相权的激烈冲突，一次是嘉靖朝“大礼仪之争”，一次是万历朝的“国本之争”，前一次是皇帝得胜，但反而内阁的权力却因此而越发巩固，后一次是百官得胜，但因为文官集团的牺牲过大和文官集团的内斗——党争，内阁迎来了其动荡衰败期。
　　日期：2012-03-07　20:15:19
　　（九）
　　但总的来说，没有党争的话，内阁的权力逐渐扩大还是必然的，而与皇权发生冲突也是必然的，套用那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皇帝毕竟只是一个人，再牛也拗不过天下士绅。但这看起来似乎与民主毫无关系，实际上内阁与以往的丞相中书省大有不同，丞相中书省是法定，而内阁却是非正式的，中书省有左右丞相，实行的是首长制，而内阁在正常状态下都有多名大学士，实行的是“委员制”，丞相可以独揽大权，甚至架空皇帝，独坐江山，像曹操，但内阁则不同，固然首辅可以独霸内阁，但也不得不照顾其余的大学士，因而本身其内部，就带有模糊的“民主”性，隆庆朝有一有趣现象，内阁对是否与蒙古俺答议和意见不一。最终首辅高拱采取实名投票，确定了议和的大计，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与朱棣一开始设立内阁时的防止大学士专权的用意有必然联系。但却无意中促进了民主的可能。

　　仅仅是内阁，就说有民主的可能，这是远远不够的。明朝还产生了历朝所没有的特产，党社。
　　历朝都有党，唐代有牛党李党，宋代有新党旧党、主战党主和党，明初也有淮西党浙东党，但那只是局部党争，是官僚集团内部的小的团体，或为利益或为政见主张不同而分合，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性质。但晚明的党派却不一样，前面的章节有过叙述，这时候的文官集团，已经基本上划分成了两大党派，东林党和“三党”，无党派官员可谓凤毛麟角，而且双方成水火之势，在朝堂上有你无我，对异党“赶尽杀绝”，而不是以往只是“领袖与领袖之间的争斗”，其好坏姑且不论，但这样的党争已经明显具有了现代政党斗争的性质，更关键的是，当时的东林党，不仅有公认的领袖，更有明确“党纲党章”，已然近似于现代的政党组织。

　　个人观点，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西方的现代政党的产生，也就是这么来到，完全有理由可以说，晚明只要有机会，可以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
　　日期：2012-03-07　20:17:47
　　（十）
　　如果理由还不够充分，那就来看一看晚明的“社”。这个社可不是大学的社团，但是可以告诉读者，它的产生与大学社团是十分相似的，开始是由一些文人相互之间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组成的团体，以进行学术上的交流，或集体举行一些活动，只是文化意义上的社团，其产生历史早在唐宋便已有，但晚明时，一是由于朝廷的文人过剩，二是因为市民参政议政的模糊思想的要求，三是因为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东林党这样的大党也遭受败绩，民间的团社纷纷改头换面，以抨击阉党为名，议论朝政，这就超越了原本的社，而形成新的社。魏忠贤被打到后，这些社团依然保持其议政之风，成为一个个在野小东林党，势力极不可小视。

　　崇祯二年，除了毛文龙被杀，后金第一次入塞等大事外，江南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复社的成立。这年，南北诸社纷纷集聚于苏州府吴江尹山，有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阳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在太仓著名文人张溥的领导下，组成统一的社，定名为复社，名义上在于复兴古学，实质上不乏匡复社稷中兴之意，这便是复社召开的第一次大会，社员达三千多人，多为南北的青年士绅，像陈子龙、夏允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侯方域、冒辟疆等当时的年轻士绅的精英，皆是复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相比东林党，复社更加具有严密的组织，完整的纲领，比东林党更近似于现代政党，而当时复社诸多政治主张，更符合中下层百姓的利益，也更代表江南市民商人的利益，因而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复社以东林党后继自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毫无顾忌地议论朝政，批评皇帝之事时常发生，由此可以看出，皇权实质上已经相当萎缩了。

　　内阁、党社的发展，仅仅只能为民主政治的可能提供基础，但不足以形成民主政治，形成民主政治，关键还要看民主思想的发展。
　　日期：2012-03-08 11:47:55
　　（十一）
　　晚明不乏民主思想的萌芽，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而心学左派创始人王艮则提出“出则必为帝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其弟子何隐心则提出“君臣相师，君臣相友”，认为君臣应该平等，而不是皇帝高高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