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道理已经讲了，我再举点实例吧，韩非、申不害的实践活动就很能说明问题。韩国是从晋国分化出来的诸侯之一，同时分化出来的还有魏、赵两国。韩昭侯时期，申不害同志有幸被任命为相国，全权负责韩国的内政外交工作。申不害运用自己平生所学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他认为君主和国家要想强大，必须大力弘扬神秘莫测的术，在此理论指导下，韩国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和君主、政府玩阴的，不诚实的现象一扫而光——因为大家都该玩明的了。韩国的法律长期以来得不到整理和统一，导致有许多不同版本的法律条文同时运行。臣民发现哪个版本对自己有利，就引用哪个版本，而政府也说不出话来，因为法律条文是他们颁布的，而且也没有废止。于是乎农民不想缴税的时候就拿出减免税收的法律条文来保护自己，军队不想打仗的时候就拿出缩减军备、维护世界和平来说事，商人不想上税就拿出招商引资的条文来说事，总之韩国人变得都很诚实，也很聪明，因为无处不在的术让他们的欺骗无处遁形，而矛盾百出的法律又让他们觉得不钻漏洞简直对不起自己。申不害辛辛苦苦工作十五年，最多也就保证了韩国不被其他诸侯欺负，而韩国的国力一直都不是太强。

　　而商鞅同志呢？作为法家“法”流派的代表人物，他是幸运的，秦孝公给予他全部的信任。商鞅也没有辜负秦孝公的信任，将自己的思想注入到了秦国的血液之中并渊源流传。商鞅眼中只有法，我们看到他为秦国制定了一套逻辑严密、叙述清晰、布局科学、目的明确的法律体系，而且为保障法律的实施，他利用臣民趋利避害的特性，形成了自我监督，相互监督的良好守法氛围。社会的力量被极大的调动起来投入到无限的耕战中去，秦国很快就走上了富强的快车道。但是，随后问题也出现了，法律条文毕竟无法涵盖社会生活和政府运作的方方面面，商鞅只讲法，不讲术，便给那些别有用心而足够聪明的臣民留下了可趁之机，他们利用法律条文之间存在的真空，巧妙地实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张仪，东忽悠、西忽悠，利用秦国的力量将自己推上魏国的相位，最终得以安度晚年；而穰候更是过份，竟然让国家军队给自己干私活。秦国损兵折将不管，他却获得了一块养老的地盘。这都是秦君不行术造成的后果，张仪和穰候的骗局中存在着明显的名实不符，秦王却不能发现。张仪当初的名义是为秦国联合盟友，结果却抛弃了秦国；穰候当初的名义是为秦国扩地，结果却成了自己的地盘。

　　所以啊，法和术一样都不能缺。
　　问题二：既然不能却，那我行商鞅的法和韩非的术总该没有问题了吧？
　　答：原则上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两人的思想又都不完善，需要略加修正。申不害对术讲求得有点过份。为了控制臣民，他把分工做到了极致，所谓“治不逾官，虽知弗言”这不就是“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不但不管他人瓦上爽，最好连邻居做原子丨弹丨都不要管，要坚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韩非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大家都这么搞，那君主还不成了瞎子，聋子？所以每个人不但要承担其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承担起向君主或者政府揭发不法行为、不法之徒的责任，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法令中规定“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商鞅的问题在于因功授官。在商鞅的法令中规定,在前线看了敌人的脑袋，拿回来可以换国家公务员职位。这一做法在我们历史上有优秀的传统，每逢改朝换代，新一代英雄人物率领众人打下江山之后，大多要分红，分红不外乎封官、赐赏、赠送荣誉称号，赐赏与赠送荣誉倒也无妨，封官却总容易惹出问题，结果是能够纵横沙场的虎将却无法成为一个恪尽职守的政府官员。这是由于没有弄明白政府官员自身的特点。 这是一个严重的专业不对口问题。其实韩非很早就指出了。他的反驳更是绝妙，如果在战场砍敌人两个脑袋就可以成为国家公务员，那么同样也可以做医生，或者泥瓦匠。当然这个陈述是不成立的，因为专业实在是不对口，杀人和破坏与救人和建设之间无论如何也有巨大的鸿沟。其实国家公务员也一样，虽然这是一个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职业，但通常有很强的专业性，必须经过特殊的训练才能胜任，让战场立功者担任与从市井随便拉一个人担任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后来对回报战场英雄有了更恰当的做法，物质奖励可以给，荣誉称号可以给，但就是权力不能随便给，那得先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日期：2010-02-20　23:42:11

　　第八章 论战
　　据说古罗马的角斗士在决斗之前要禁欲半个月，是为了保存精力。同样，国家在全力进行战争的时候，也要进行禁欲——思想上的禁欲。韩非推崇军国主义和君主专制，必然伴随着对思想文化领域的禁锢。
　　这一章将是战斗的一章，韩非充分发扬老师荀子“君子好辩”的精神，与当时的主要思想流派展开对决，从理论层面到应用层面全面交火。韩非要做的不仅仅是在擂台上将对手打下，他还要消灭对手，拆掉擂台，并向学术界宣布从此之后没有学术，君主的意志便是一切。
　　一、对忠孝的反思———《忠孝》
　　忠孝是儒家的招牌，在那个年代已经如此。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与我们所熟悉的儒家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内后期的儒家几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实在要归功于一代代巨儒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但在诞生早期，儒家却完全不是一副保守、僵化、唯君是从的样子。最初的是新潮的思想、革命的思想。
　　周朝奉行分封建制，讲求尊贵有序。整个社会被分割成严格的等级，最上是国君、其下是公、候、伯、子、男，再下是国人和野人，每个人属于什么等级，一生将扮演什么角色，完全决定于遗传，个人奋斗不起作用。父母是什么等级，你就是什么等级。可想而知，这种制度随着社会的进步，会逐渐失去活力，走向僵化。
　　儒家对原有社会秩序进行了挑战。孔子告诉人们，通过学习和自我修养，普通人也能够成为君子，甚至超凡入圣。孔子对内抱定推己及人的“仁”，对外相信有一个“命”，命顺于我时，则兼济天下，命逆于我时，则独善其身。在人伦关系上，孔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君要像君的样子，臣才能像臣的样子，父亲像父亲的样子，儿子才能像儿子的样子。综观儒家的学说，虽然对人提出了许多要求，但不是给人以固定的枷锁，而是给人以活的灵魂；是讲求内在的修为，不是外在的秩序。

　　战国时期，儒家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取得成功，但它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在民间却颇有市场，为社会底层人士指明了向上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在那个时代不一定能行得通，尽管在法家的体系内可能还有更为有效的方式。
　　儒家认为，一个人如果德才兼备，就有理由取得更高的政治地位，直至成为君主。通俗点讲就是评书里常说的：“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因此，在儒家看来，舜代替尧是正当的，禹代替舜是正当的，商汤代替夏桀是正当的，周武代替商纣是正当的。刘邦代替胡二世是正当的，李渊代替隋炀帝是正当的……
　　然而在韩非看来，儒家并未真正了解忠孝，更不懂什么是贤能。忠孝的真正含义是对既定秩序的尊重，而判断某人是否贤能的标准是看他是否能维护既定的秩序。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关键在于两种学说服务的对象不同，韩非为君主代言，儒家为天下人代言，所以韩非才会将臣下取代君主的行为视作洪水猛兽，在他眼里君主是天，一切的一切都在维护君主的地位。纯正的忠孝和贤能本是自在自为的道德概念，无需借助他物就有价值，正是康圣人所推崇的“自在之物”。

　　“自在之物”的特点是人人皆可习得。依我们前面的说法，“自在之物”是一个标量，没有具体的指向，君主习得可以长势，臣民习得也可以长势。韩非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消灭标量，或者将标量改造成有利于君主的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