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将儒家的忠孝贤能概念改造成为君服务的概念，他的做法是从外部引入另外一套价值判定标准。君主的英明体现在驾驭臣下，臣下的贤能体现在爱戴君主。以这个标准来考量尧舜禹，则他们都算不上英明和贤能。“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 “自在之物”与君臣秩序虽然不是完全不同，但在最主要方面是矛盾的。在儒家那里，道德高于君臣秩序，有道之人可以跨越君臣秩序成为君。在韩非那里“上法而不上贤”，道德服务于、服从于君臣秩序，而违背君臣秩序的道德是伪道德和不道德。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韩非才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这种说法是不是很熟悉？正是儒家后来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之纲，夫为妻纲。世间的事情真是其怪，儒家到后来竟然认同的法家当初的说法。可怕的皇权啊，儒家为了获得它的支持，不惜一次次进行自我改造。
　　后期的儒家与法家本质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民本色彩已经完全褪去，成了君主的忠实奴仆。法家的法、儒家的礼本质都是在维持一种固定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的最大特点是君尊臣卑、贵贱有序。尽管有流动性，也仅限于各级臣工之间，君臣之间永远都是泾渭分明。
　　韩非对儒家的源头展开了激烈的攻击，韩非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发现被儒家视为道德楷模的尧舜禹并不值得推崇。舜以贤能之名夺取了君主的国家，而商汤、周武借道义之名放逐、杀害了他们各自的君主。瞽叟是舜的父亲，却被舜流放了；象是舜的弟弟，却被舜杀死了。舜流放父亲、杀害弟弟，又把君主的两个女儿娶来做妻子，从而取得天下。面对韩非举出的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君主恐怕要不寒而栗了，原来儒家力捧的道德偶像并不有利于君主。事实也是如此，燕国君主燕王哙，因学习尧舜禹好榜样，结果家破人亡。

　　韩非告诉君主，要好好工作，如果不好好干，结果不是被外人消灭就是被臣下干掉。但对于君主是不是就应该被干掉，韩非的态度是反对的。在他看来，即便君主的行为即便有可指摘之处，也不应该被消灭，因此要应该谴责那些取代君主的臣下。在他看来，武王伐纣和田氏篡齐同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在韩非忠孝的框架之下，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职责。臣子的职责是为君主做事，子女的职责是照顾好父母。对臣子而言，君主就是天，只能为君主做事，而无权过问君主的好坏。对子女而言，父母就是天，只能孝顺父母，而不应该拿自己父母和别人父母对比。“孝子之事父也，非竞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竞取君之国也。”那些恍惚之言、恬淡之学是对人臣、人子之责的逃避，尽管听起来很美，但却毫无价值，应该予以封杀。

　　君主以赏罚驱使民众，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赏罚驱使。许由以不接受禅让为荣，盗跖不以刑罚为惧。既然有这些特殊情况的存在，赏罚还依然可行吗？韩非的回答是，赏罚没有错，错的是他们。“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君主应该立足于常规状况和大概率事件，这是韩非的一贯观点。
　　待续。。。

日期：2010-02-21　21:00:09

　　二、中看不中用的显摆学说——《显学》
　　显学本意是指那些盛行于世而影响较大的学术派别，特别是文化内涵丰富、学术价值较高的学问。在本篇中韩非将矛头指向了当时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儒、墨两家。儒家的创始人是孔丘，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仁”。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主张非攻、兼爱。连同法家在内，所有学说的创立都是从对历史和当今的考察中抽象出某种核心的观点，然后再将此核心观点反射到世界的方方面面，并通过符合逻辑的论述阐述其合理性。

　　复杂的、立体的现实世界在学术的透镜之下变成单色、平面的，唯有如此，才容易被人们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学说都带着有色镜片，儒家、墨家如此，法家也一样。儒家、墨家与法家各成体系，在学术的框架下，这三种学说都能自圆其说，但历史竞赛从来都是淘汰赛，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后的获胜的只能有一家，那就是韩非的法家。这一点已经被事实所证实。

　　韩非对法家学说的历史使命充满信心，他的信心来源于他的现实感和对对手弱点的深刻洞察。一般而论，可以从三方面入手来评价某一思想体系：其一，该思想在逻辑上是否能自圆其说；其二，其赖以成立的前提是否正确：其三，该思想是否有利于当前形势。韩非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对当时两大显学进行了批判，将他们的致命缺陷暴露于人。

　　儒家、墨家的第一大缺陷是内部不统一，儒家在孔子之后分为八派，墨家在墨翟之后分为三派，每派都自称正宗，然而主张又多有截然相反之处，各分支各执一词，各说其理。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君主这个唯一的终端用户所面临的不仅仅有行货、水货、山寨货的区别，还有基础版、家庭版、专业版的不同，你说该选哪一个？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即便是正统儒家和墨家其理论也未必靠谱。

　　尧、舜在两家学说中同被奉为治政的榜样，然而孔子与墨子对尧、舜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的地方还完全相反。尧、舜距离孔、墨已经有两千多年，其事迹多不可考。以不可考的事实作为学说的依据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情，这也难怪儒、墨两家的弟子日后会出现纷争。相比较而言，法家在逻辑的严密性和前提的可靠性上都要胜于儒、墨两家，总体而论，法家更像是学术，而儒、墨接近宗教。宗教的最大特点就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除了史料不准确、内部混乱之外，儒、墨两家最大的缺陷是不合时宜，耽于空论，追求美学价值，无利于君主事业，这是韩非最为诟病的地方。比如，儒家认为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主张运用国家权力进行劫富济贫，缩小贫富差距，这一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缩小贫富差距对民众不见得是坏事,但对君主却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伴随平均主义而来的必然是劳动效率低下，生产积极性降低。长此以往，必然对国家造成危害。

　　对于贫富分化问题，韩非有自己的看法：“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生活富足是是由于勤劳节俭，贫穷则是奢侈堕落所致。在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强求整齐划一，看似很人性，其实很不人性。此举势必损害劳动者的积极性，助长劳动者的惰性，造成的后果是粮食产量低、军队战斗力弱，而君为亡国之君，民为亡国之民。“大锅饭”不打破，生产力发展不起来，无法与其他诸侯国进行竞争。

　　墨家中有一个杨朱派，崇尚珍爱生命，他们爱自己胜过一切，主张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一毛利天下。其利己心虽然令人发指，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主张不要去做危害他人和天下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意思。这对天下苍生而言，也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对君主而言却不是什么好事。人人都关心自己的事情，那君主的事情谁来管？君主用赏罚驱策人们大力产粮，拼命打仗，杨朱却告诉人们爱惜生命，自己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