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首先拿占卜开刀。占卜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算卦,尊称为“预测术,行话叫“术数”。占卜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即便在科学当道,占卜被定义为封建迷信的今天,民间仍有不少信众。每到节假日,寺庙、道观的生意格外火爆,民间的“预测大师”的收入更远超白领,收费不低的术数培训班经常人满为患。
人们因对未来迷惑使得术数业格外繁荣。只是今天的占卜只能在地下流行,科学着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占卜却是官方活动,不但登堂入室,而且被奉之高位,从业人员的地位很高,连帝王将相都对其敬重几分,因为他们扮演着天意代言人的角色,而天意是不能违背的。
星相学在我们古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君主经常根据星相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政治活动,朝廷里专门设置了观察记录星相变化的官职和部门。按照专业说法,星相的变化预示着人世间的大事,比如日食是上帝对当政者的警告,彗星的出现象征关兵灾,岁星正常运行到某某星宿,则地上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会五谷丰登。
韩非所处的时代,正是占卜和星相繁荣昌盛的时代。前有周王朝创始人周文王演周易,后有儒家创始人孔子作《春秋》——春秋中详细描述了占卜对政治、外交、军事活动的指导作用。几乎每一本记录历史的著作中都会花很大篇幅不厌其烦地记述天象。后来汉朝的董仲舒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观念。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天人之间是否真有感应已经不重要,只要大家相信确实有那么一回事就行了。
然而,在战国这样的大竞争环境下,自我感觉良好与事功无补。韩非看到的是,某些君主在决策是否用兵之前,所关注的不是双方实力的对比,而是去占卜,然后根据卜文卦象决定是否出兵。就像现在有的老板,遇到经营难题不是从经营本身寻找解决之道,而是跑到所谓大师那里探问财运。
在理性的韩非看来,一种有用的行为方式应该具备理性并能够形成经验,而占卜却属于超验的范畴,此项活动本身不在理性范围之内,因而也无法形成经验。谁也无法解释清楚,龟壳烧后形成的裂纹、一堆蓍草落到后聚散的形态与战争的胜负之间究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且更为混乱的是,同一卦象不同的解卦人能解出不同的结论。
当然韩非还无法用唯物论的观点从事物的内在逻辑证明占卜的不可靠,但他通过对历史实事的观察和研究,对有着悠久历史传统、流行甚广的占卜术和星相学提出了反驳,并且将其视为邪妄。考虑到占卜一直以来都打着天意的名义招摇撞骗,韩非的批判不但需要眼力,更需要勇气。
韩非看到的是人们寄予厚望的天意并不是一个拿了好处就办事的主,龟甲上的裂纹和蓍草的形态也总是说了不算。以历史事件为例。燕国凭借卜文的好兆头去攻打赵国,结果大败而归;赵国凭借卜文的好兆头去攻打秦国结果大败。魏国前几年间向东攻下了陶、卫,后又向西攻秦,却丧失了许多国土,魏国在星象观察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星象并没有提前告诉魏国要遭受失败。韩非通过不完全归纳法很简单就证明了星相的不可靠。
战争是零和游戏,一方的胜利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失败,因此星相和占卜的平均预测准确率应该是50%,不准确率也应该是50%。想想看,两国同时在有利星相的指引下开战,结果必然会出现一方的事实与占卜相符,而另一方的事实与占卜相反。也就是说,大大小小的国家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从事星相事业最后所得成效的绝对值是零。这是一项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工作,当之无愧的邪妄,然而数千年不绝。
韩非所倡导的法治,是一种新型的取胜之道,而且只要努力,每个君主都能够掌握。法治的优点是不靠外界的指示,而靠自身的努力;偶然性小,投入就有产出,方法得当多投入,产出就多;反之亦然。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观察也印证了这一点。历史上那些明法的君主总能打造出强大的国家。秦国是典型的例子,以匮乏的自然条件起家,逐渐成为战国无可匹敌的巨无霸。越王勾践在吉利的卦象指引下与吴国作战,结果战败,回国后修明法度,苦练内功,后来一举消灭了吴国。迷信占卜和星象与明法相比谁更合算,不言自明。
小国依靠大国的支持逞强斗狠也是一种邪妄的做法,这也是韩非所要整饬的观念。“弱国无外交”,自古而然,之所以这样,是由外交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外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国家实力,属于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绝对实力要靠内政才能或得。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凭借高明的外交取得霸权,但霸权国家都有强大的外交。外交与内政相比虽然是第二位的工作,但外交的诱惑在于能够通过巧智获得盟国的支持,使得实力瞬间猛增,就像一个美女凭借出色的脸蛋光荣地嫁入豪门,告别了平民生活,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见了以前的穷姐妹也鼻子朝天了。与辛苦打拼相比,嫁个有钱人来得更简单。不靠自身实力,靠大国的支持逞能的做法无异于傍大款。有的君主心浮气躁,妄想瞬间改变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所采用的手段不是修明法度、奖励生产、训练军队,而是眼睛看着外面,脚下踏着空气,发现哪个大国对自己有意思,就主动逢迎,降身相求,目的是为了狐假虎威,欺负以前自己不敢欺负的国家,抢夺自己以前无法抢夺的财富。
初衷总是美妙的,然而结局总是糟糕的。依靠大国,到头来总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大国对投抱送怀的小国的心态洞若观火,会毫不犹豫地让小国去当炮灰,瓜分果实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的拿走大份儿,不需要的时候就将小国一脚踹开,任凭别的国家欺负。战国时期很多小国仗着大国的支持一时兴风作浪,侵凌邻国,一旦盟友不再,就会遭受邻国的猛烈反攻。
春秋时期,三流诸侯曹国仗着有一流强国齐国的支持,对二流强国宋国相当傲慢,宋国对狗仗人势的曹国非常看不惯,但投鼠忌器。有一次齐国忙着与楚国开战,无暇他顾,宋国瞅准机会一举将曹国灭掉。到了战国初期,小小的郑国仗着有魏国做靠山,不把韩国放在眼里,其实韩国对郑国图谋已久,便趁魏国与楚国争霸的时候,一举将郑国消灭。魏国虽然不高兴,但称霸更需要韩国的帮忙,也就承认了既成事实,郑国为自己的轻浮与张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既然大国不足靠,那靠什么,还得是法治。
待续。。。
日期:2010-02-28 20:18:43
第三种需要整饬的邪妄做法是惑于小忠小智,不求大忠大智。小忠小智的流行是人治的必然结果。法治面向的是绝大多数,既为绝大多数必付诸法律和制度。人治的落脚点是某些个人,既然个人的喜好和判断成了权力行为的依据,就难免出现以权谋私的情况。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会针对决策者个人开展一系列公关活动,目的是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收获。
在小忠孝智中,有的做法完全出于对对方的关爱,只是不识大体而已,比如君主宠爱子女,不识大体。这种单纯为满足个人的眼前需求,不顾长远的行为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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