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做法逼得百姓基本没有了活路，吃的都没有，还要缴税，所以风风火火的农民起义最后导致整个明帝国的土崩瓦解。
　　当时的明朝百姓最高兴的莫过于遇到造反头子李自成了，“吃他娘，穿他娘，不如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中国的起义和西方的起义很不一样，而且一直都不一样。
　　西方的起义口号一般都是“自由，民主”，而中国古代的起义很干脆，干脆了两千年多年，“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可以说，明朝的覆没，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官僚阶层贪得太多。由于经融货币（白银、黄金）的不流通，明朝政府一直陷于通货紧缩的状态，导致明帝国的经济迅速崩溃，最后导致帝国的崩溃。
　　但是在秦朝，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秦朝的各级官吏都被各种考核所约束着（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些官吏基本没有那个胆量去贪污，由于法家的实践，秦朝的吏治绝对算得上是历代王朝中最好的。

　　官吏，作为皇帝统治国家的一个工具，严格说皇帝是不该对官僚团队管得太严的。但是秦始皇对自己的团队相当严格，在史书有过记载，秦始皇曾经亲自下令把一批因为判案不公正的官吏发配去修长城。
　　对于这样一个吏治良好的政府，为什么会快速崩盘呢？难道一个吏治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良好政府吗？
　　其实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官”的问题。
　　中国的文化，有一部分是“官”文化，这部分在柏杨这样的老前辈看来是占了很大部分。但是我才疏学浅，对中华文化了解不深，所以我只能很笼统的说，“官”文化，占了一部分。
　　任何一个制度下，混得最好的不是皇帝，也不是老百姓，而是夹在皇帝和老百姓中间的这群人。
　　这群在中间的人基本就只干两件事，一件是欺上瞒下，一件是中饱私囊。
　　江山不是他们的，就算这个公司倒闭了，自己还可以去新公司任职，继续当官的那一套。

　　什么青史留名，什么国家社稷，统统和这些人无关，这个群体只要实惠、只要利益。
　　简单的说，官僚团体，除了德，什么都不缺；除了脸，什么都要。
　　而且在中国人的交往中，这种习惯已经不仅仅只存在在官场上，而是侵透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带着面具做人，是中国人的家常便饭。
　　所有有这么一个群体的存在，凌驾于百姓之上，又只知道中饱私囊，苦了天下人，却养肥了这群官僚。
　　但是史实告诉我们，秦朝的官，没有被养肥，反而还基本没有什么多余的油水。

　　秦朝是徭役和赋税都挺重的，百姓没有多少剩余，官吏又不能从中渔利，那么秦朝收刮到的这些人力物力都用去干嘛了呢？
　　用于修长城，修驰道，开辟疆土和帝国的扩张，秦朝是收刮了不少的钱财，但是秦朝至少用在了正道上，至少干了点事。
　　像明朝的侯方域就说：“明朝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侵渔加之，豪强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明朝的钱财收刮之后干嘛去了呢？
　　一点正事也没干，都掉进了像魏忠贤，刘瑾等权奸手中，而明朝政府连士兵的粮饷都没办法发齐。这样看来，明朝这么大一个政府连秦帝国都还不如。
　　当然，对官吏如此的严厉，以至于官吏在强大的法律压力之下都无利可贪，也给秦帝国带来了很严重的恶果。那就是在后来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时候，这些秦朝的官吏都没有几个愿意替秦政府镇压起义，秦朝在关东的统治瞬间土崩瓦解。

　　所以后来的皇帝都学乖了，在官吏和劳苦大众之间，他们要想享乐，想要做皇帝做得舒心，就必须选择得罪一方。而后世的皇帝基本都一边倒的得罪劳苦大众，从而维护官吏的利益。
　　也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才把官吏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绑在了一起。
　　所以像后来出现了轰轰烈烈的黄巢起义、太平天国等全国性的农民起义，政府也可以依靠官吏去镇压，不至于出现了秦朝那样尴尬的局面。
　　所以与其说治理国家（尤其是封建国家），还不如说是治理官吏。
　　后来，考察官吏不是依靠其“官德”，更多的是要求听话和能办事，至于个人品格往往是其次的。所以后世皇帝也常常对官吏团体保持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低调的允许官吏们大面积低度腐败，给了官吏好处，官吏才会效忠皇帝和这个制度。
　　忠君爱国，忽悠的多是那些一根筋的人。而更多的官僚，不过是社会制度下喂养的一群寄生虫，一群不用劳动就可以养得白白胖胖的寄生虫。

　　日期：2012-02-24　17:59:00
　　焚书坑儒的荒唐事儿
　　秦始皇搞了一些列物质上的东西后，他还渴望在精神上统一。
　　不得不提的就是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这是个大事情，但是不幸的是这个事情一直都存在着争议。
　　小时候学习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秦始皇是很残忍的，因为他焚书坑儒。

　　小时候我信了，现在我才发现，这荒唐事儿，信不得。
　　事情是这样的，在秦朝刚刚完成统一之后，有一个问题摆在了秦始皇的案头，那就是，要以什么制度才能巩固秦朝的统治，实现秦帝国千秋万代的宏伟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发生了分封制和郡县制的第一次争论。
　　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王绾根据政治传统和惯例而建议：“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根据西周和战国多年的政治经验，王绾建议在燕国、齐国、楚国偏远地方封秦始皇的儿子为王，建立若干诸侯国，镇守边疆，藩屏中央。这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制的方案，中央实行郡县制，而离帝国中心较远的地方实行分封制。

　　这么大一个事儿秦始皇没有擅作主张，而是交给了大臣们讨论。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了王绾这一边。
　　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这是在当时绝对是真理。
　　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王绾的建议确实是一个好建议，但是这个好建议没有被采纳。
　　这个时候，朝廷上只有一个人反对分封，他就是法家的代表，李斯。
　　李斯认为，周朝的分封最开始确实是从很亲密的亲族，但是多年之后，虽然大家都还认五百年前确实是一家，但是现在该打还是要打。最后连周朝的天子都不能禁止这种相互攻打，开始了春秋和战国几百年来的大混乱。
　　所以有鉴于此，李斯认为，现在秦国好不容易才统一天下，不能分封。而同样富有法家精神的秦始皇当即同意了李斯的看法。

　　于是秦朝就这样固执地选择了纯郡县制。
　　但是令老秦同志没想到的是，自从宣布实行单纯的郡县制之后，朝野内外出现了很多的质疑者，非议者和抨击者。
　　那些笃信儒家经典、崇拜西周王制、喝孔孟两个老夫子的墨水太多的人对老秦同志不分封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这些人没事的时候就在酒馆里喝几口酒，借着耍酒疯就非议当朝的政治体制。
　　这些人，都是些以古非今的腐儒，看多了孔孟之道，完全沉醉在西周王制，孔子克己复礼的白日梦中。
　　而这些不满的情绪日益积累而无处发泄，终于在秦朝朝堂上把这种不满再一次爆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