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看了奏疏有些不高兴。站在他的立场上看,东林党和阉党斗来斗去,扰乱朝政,都是邪党。况且天启临终时让他重用魏忠贤,而现在他一举铲除了阉党,已是不易,再深究下去,一是扇了天启的耳光,二不利于政局稳定。于是,他驳回了倪元璐的奏折。
但既然开了口子,想压下去就不容易了。继倪元璐之后,又有一个叫瞿式耜的跳出来上了一疏,为东林党鸣不平。接着,政治运动层层深入,群情汹汹,最初力主调和并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最终也被罢免。出头攻击他们的是御史罗元宾。罗御史措词激烈地说,施、张两位,身为大学士,却在魏忠贤擅权之时,贪图高位,一味迁就迎合,让魏氏为所欲为。赏公封爵,颂德建祠,诛杀削夺,无恶不作。这实在是误国徇私!施、张两位大佬坐不住了,要求辞职,崇祯帝想了想,同意了。
有此信号,倪元璐再接再厉,继续上疏,要求崇祯焚毁那部给东林集团定性的《三朝要典》。
这又是一个惊人之举。
《三朝要典》的内容包括万历后期的梃击案、泰昌时期的红丸案及天启即位之际的移宫案。魏忠贤通过《三朝要典》的编修和刊印,不仅给东林党人定了性,为其贬杀东林党人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而且还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最关键的是,修这本书是天启钦定的。而现在魏忠贤既败,东林人要彻底翻案,就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倪元璐是聪明人,所以提出毁掉《要典》。
崇祯竟然同意了!
至此,倪元璐凭借智慧和勇气,不仅为东林党人翻了案,更为自己的仕途打开了一条康庄大道。
倪元璐的所作所为很符合心学的特点。首先,为东林党翻案是深合民意的正义行为,是倪元璐心中的“良知”,其次,审时度势,知行合一,在崇祯犹疑不决,廷臣相互观望的势态下断然出击,一举成名。那么大家要问了,那些反对给东林党翻案的人是不是就没有“良知”了呢?这里,就需要深入解剖一下“致良知”三个字。
王阳明认为,孟子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就是所谓的良知。即此而扩充之,实行之,就是“致良知”。然谓致良知,是必有其事。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仁民爱物便是一物。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王阳明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成圣的可能(良知浑然天成,人人皆有),而要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则必须达到对良知的自觉意识。他一再强调“人孰无此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批评当时的人对“致”字看得太容易。之所以不易,是因为它是一个无法脱离后天经验活动和理性活动的过程:个人只有在耳濡目染的日常行为中,才能逐渐产生对良知行为的认同感和较为深刻的理解。同时,理性思维也是体悟良知的必要环节:只有通过精思,对良知的理解才能由模糊粗浅走向清晰深入。
上述一切用通俗的话概括就是:良知这个东西你有,我有,大家有。但是,绝大多数人的良知都被后天的各种因素蒙蔽了,这就需要我们去找回它。这个找的过程大家就很熟悉了,书店里介绍成功秘诀的励志书籍有没有翻过?《厚黑学》有没有研究过?连“某某《论语》心得”这样肤浅的书都人手一本捧着拜读,可见“寻找”的过程每天都在进行着。
再有,你是不是正在为自己不受周围的人欢迎而苦恼?是不是因为性格内向而担心无法适应社会?是不是因为不懂得什么是低调而走了很多弯路?当你反思这一切时,内心的纠结,挣扎,矛盾,困惑都迫使你去摸索,去寻找,这就是“致”。
日期:2008-3-9 22:54:46
接着,王阳明又发话了:“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
这就是心学和其他学问的区别,如果不在本体上下功夫,不在实践中去磨,就是将《传习录》背得滚瓜烂熟也没有任何意义。
致良知是第一步,知行合一是第二步。什么是知行合一?单从字面上看,小学生都知道,不就是理论结合实践呗!理论结合实践没有错,但认为知行合一仅仅是理论结合实践就大错特错了。
关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弟子徐爱曾经请教过他,说:“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王阳明摇了摇头,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怕徐爱不懂,王阳明又举了一个例子:“人见可畏之物即奔避,此‘知行本体’也。其不奔避者,必有他种心理或生理状况以阻之,非‘知行本体’矣。”又说:“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
怕大家不懂,我也举个个例子。一个男人在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女人前总是喋喋不休地说自己有多爱这个女人,但当他和这个女人结婚后,便再也不说“爱”字了,是他不爱那个女人了吗?非也,是他已经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爱情早已渗透到平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中,无需多言了。
按照王阳明的立场,知并不是“可以说”是行,行也不是“可以说”是知,知与行本来真正的意义就是相互包含的,通俗些讲就是:知行合一没商量。并且,在一般的理解中,知表示知识,理论,但在王阳明看来,知还包括意念,动机,欲望,等知觉形式。
那“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怎么理解呢?
意识属于知的范畴,但意识活动也是外部行为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便是行为过程的一部分,从而也可以说就是行。同理,行为实践本属行的范畴,但从行为是思想的实现,或实践是观念的完成这一点来讲,行为也可以看作整个知识过程的终结,即知识过程的最后阶段,亦即就是知。
王阳明强调“知行并进,不分先后,且知且行,即行即知”“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工夫”“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而由于王阳明对良知观念的预设,指导伦理行为的“知”是本心自然而有的,故更为强调行。在他看来,实在地去学,去问,去思,去辨都是行,人做一件事,离不开学怎样做,问怎样做,思怎样做,因而行的过程是一个包含着学问思辨的过程,亦即是一个知的过程。(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斛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
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人的思维活动,只要是实实在在地从事着的,都是行。而人的种种外部实践中必然包含的思考,辨察等意识活动就是知,两者正如手心手背,不能割裂。
总的说来,王阳明以心(良知)为本体。良知是知,知是知非,知善知恶,所以它同时也是天理。天理不是外在的神秘力量,而是人心所确定的是非善恶的标准。正因为人人心中有理,人人本质上都是圣人,真正的权威是我心,而不是心外的圣人。良知生动活泼,变动不居,它所确定的理是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的,再加上“知行不二”的理论,那么顺应时代,实行改革也就是良知说中应有之义。
日期:2008-3-12 22:17:28
良知是变动的,这一点我用亲身经历来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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