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刻，百无聊赖的王守仁正在机关办公室里练习书法。日积月累，把办公室里储存的几箩筐纸都给“报销”了，书法大进。王守仁的字自成一派，和上述那些书法达人不同，很有些心学的味道。后来跟其他学者讨论心学时，王守仁还用早年练字时的心得来举例：“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程颢）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这年，王守仁18岁，领着老婆回余姚，坐船路过上饶时，特意下船专程拜访了娄一斋。娄一斋这个人神神道道的，早年进京参加会试，走到杭州突然返回。于是大家问他怎么了，他神秘道：“此行非为不第，且有危祸。”没过几天，会试的贡院果然起火，举子被烧伤烧死者无算。后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经过科学论证，解释说这是因为娄一斋“静久而明”有了神术（他怎么不说这是“梦的启示”）。

　　可惜怪叔叔娄一斋没有算出来几十年后的事，将女儿嫁给了宁王朱宸濠，以致日后酿成血光之灾。
　　娄一斋年轻时也有成圣之志，游走四方，遍访名师，结果非常失望：“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就跟现在稍微有些想法的人，走进书店后都会发出感慨：“都是些工具书参考书，没有一本有益的！”
　　不过小娄运气不错，最终找到了江西临川的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现在知道吴与弼的人已经很少，不过此人另外两个徒弟胡居仁和陈白沙却是大名鼎鼎，尤其是陈白沙，学中国哲学的人肯定绕不过去。
　　吴与弼的学说讲究身体力行，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他的口号是“敬义夹持，诚明两进”，并与弟子一起躬耕，沐风栉雨，自食其力。有一次，天还没亮，吴与弼就亲自簸谷子，看见陈白沙还在睡懒觉，就大吼道：“秀才，若为懒惰，他日何从于伊川（程颐）门下？又何从于孟子门下？”又有一次，割庄稼割伤了手，吴与弼自言自语道：“何为物所胜？”照割不误。

　　吴与弼述而不作，躬耕陇亩了很多年，隐出了名气，当地官员交章举荐他做官。吴与弼拒绝道：“宦官，释氏（佛学）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为出！”
　　娄一斋的确得到了吴与弼的真传，但他没有像陈白沙那样举一反三，自成一派，因此当他点拨成圣心切的王阳明时，翻来覆去讲的也不过是宋儒的“格物之学”和“居敬功夫”，唯一有价值的一句话就是“圣人必可学而至”。其实这是儒学的通则，但却正好对了王守仁此刻的胃口，于是“遂深契之”，更加坚定了他致力的方向，将童年时算命先生的话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就跟现在网上很多人认为中医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但一万个人这么说也不如中科院的万能科学家何祚庥一个人这么说来得有力一样——中国人迷信精英，年轻时的王守仁也未能免俗。

　　弘治三年，竹轩公王天叙去世，王华回到老家余姚，给家族里的子弟们讲经解义，准备应举考试。王守仁白天随大家正常上课，背诵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编写的教科书，晚上则旁搜经史子集秉烛夜读。王家子弟时常切磋交流，众人见王守仁文字功底一日千里，大惊道：“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辈不及也！”
　　其实，王守仁对应试教育既不排斥也不沉溺，别人死记硬背，冲刺高考，他就探究理学的内在机理；别人看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他就读原版的《资本论》。
　　王守仁同学将理学名著《近思录》来来回回翻了Ｎ遍，纸都快被他求知的目光看穿了，还是没弄清楚怎么去“格物致知”。朱熹倒是给了句话，说“理”这个东西存在于自然万物，一草一木之中，同学们，放心大胆地去格吧，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斗转星移，海枯石烂，总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的。
　　王守仁笃志要当圣人，便邀请一位姓钱的朋友和他一起去格自家后院的竹子。王天叙当年种的这堆竹子，就这样青史留名了。
　　王守仁和小钱俩人坐下来，每天从早到晚默默地面对竹子，望眼欲穿，尽心竭力地去格其中之理。到了第三天，小钱用脑过度，筋疲力尽，摆摆手准备放弃，王守仁很不厚道地笑他不中用。可到了第七天，我们的王圣人也因耗尽心力病倒了。这下该小钱得意了，提了两袋水果来看他，王守仁自知理亏，也确实一无所获，只好用“圣贤有分”来辩解。

　　其实，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程朱德格物致知，是对于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观察思考总结得多了，自然融会贯通，化繁为简，直接把握，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少年王守仁想通过格竹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彻悟万物之理，想法太浪漫了。但这段传奇却永远留在了哲学史上——阳明格竹。

日期：2008-3-19　22:53:18

　　格竹的失败将王守仁逼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多年来，他“遍求考亭（朱熹）遗书读之”，可以说除了科举考试的准备外，全部精力都用在钻研理学上了。没承想格来格去却得到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成圣的信心动摇了。这次挫折对王守仁的心灵产生的打击是巨大的，以至许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时，他感慨道：“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于是，闷闷不乐的王守仁掉转头来“随世就辞章之学”，准备科考。
　　然而，事实证明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有道理的，屡试不爽的——博学多才的王守仁在弘治六年（1493年）的会试中落榜了。
　　明朝的科举早就被妖魔化了，一提到这俩字，大家马上就联想到祸国殃民，万马齐喑，比黑社会还黑，简直是十恶不赦。一言以蔽之：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其实，教育的目的是将人塑造成为才德兼备，服务社会的人才，然而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古今中外都没能很好的解决。应试教育就不用说了，看看国外，哲学大师福柯晚年激烈抨击现代学校教育，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可惜他晚了几百年，在中国，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早就用各种文学形式反映过教育的问题，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就明代设立科举的本意讲，无非是为了求得圣人之道和朝政之势的有机结合。比如朱元璋要求“惟务直述，不尚文藻。能以所学措诸行事。”朱棣要求“贯通经史，识达天人。欲以求博洽之士。”话虽这么说，但永乐朝的科举和洪武朝的科举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古代有一拨人不喜欢写书，专爱注疏，这种习惯流传到现在也经常能看到影子，一本《论语》这个“品”一下，那个“心得”一下，你说你要有孔颖达，裴松之的水平，或者再狠点，直接像郦道元一样把一本好端端的地理教科书《水经》直接搞成文学名著《水经注》也行啊，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古人能做到的也是少数，大多因为发挥过头成了六经注我。因此，面对图书市场这种鱼龙混杂的现状，朱棣同学大手一挥，俨然成了教育部长，发话道：“咳咳咳。样板戏进课堂？是不行的；改用繁体字？再考虑一下；独尊程朱？这条通过！”

　　自此，明朝考公务员所用的工具书，红宝书，真题都以程朱的注释为纲，于是思想统一了，读书人不用再到汗牛充栋的书海中瞎撞了，得位不正的朱棣安全了，皆大欢喜啊。
　　老百姓最痛恨统治者钳制思想，统治者也总喜欢以愚黔首，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微妙对抗中，从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一路下来，历史跌跌撞撞走了几千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中国不缺秦始皇汉武帝，缺的是华盛顿蒋经国。慢慢的，我发现自己错了，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有些事根本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