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史书，八王之乱，侯景之乱，数不清的动乱，哀鸿遍野，易子相食，血腥的味道透过纸张就能闻到，惨不忍睹。治世犬和乱离人到底做哪一个更好我说不上来，但我坚信一条——中国不能乱。
　　右愤骂专制，左愤谤民主。看多了不难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天下无至理，皆为人所用耳。本人此刻不左不右，心平气和地看待科举，功还是大于过的。明代是一个文治的社会，离开士人的支撑不可想象。而欲使士人有效地支撑朝政，其关键在于培育士气。士气的培育莫过于崇圣学而尊程朱，就科举所推行的实际效果来看，在明朝前期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是卓有成效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对这种制度不断地提出批评，认为它正逐渐失去自身应具备的目的，同时也失去了公正的形式。一种制度在推行过程中显然不能保证丝毫不出纰漏，这里并非指一些人为的偶然因素，而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总体趋势。通俗些讲，科举没有错，错就错在没有与时俱进，深化改革，最终因不能顺应时代而被丢进了故纸堆。


日期：2008-3-20　20:22:49

　　由此观之：制度，只有先进的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但王守仁此刻还顾不得考虑制度的问题，面对落第的现实，家学渊源，远大理想，各种复杂的因素纠结到一起，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然而，王守仁是一个将职业与事业区别对待的人，考进士做大官只是世俗要求下的职业，尽力而为，过得去就行了，而探索成圣的道路，参悟人世的哲理才是他一辈子所要追求的事业。
　　因此，当周围落第的同学哭天抢地，寻死觅活时，不为外物所屈的王守仁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王华的很多同僚早就听说王守仁小朋友的各种逸事，见他落榜，都来鼓励他。鼎鼎大名的文坛领袖李梦阳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李梦阳这么说不过是想帮受挫的小守仁找回信心，众人也没当真。谁知王守仁提笔就写，文思泉涌，倚马可待，文不加点，众人惊愕之余拿来一看，但见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简直就是不刊之论，纷纷叹服，连呼：“天才！天才！”

　　在神州这片土地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扬才露己向来容易招人忌恨。古人教导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王守仁一时兴起，忘记了“七字真言”，再加上大文豪李梦阳一鼓动，登时志得意满，悬笔立就。而众人也清楚状元出身的王华肯定前途无量，聪明点的无不旁敲侧击地奉承小守仁一番，结果王守仁愣是让那些“比肩李杜，力抗苏辛”的阿谀之词给捧杀了。

　　下来就有人不服气，暗地里嚼舌头说：“此子如果取上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
　　果然，来科会试，王守仁又落榜了。没考上就是没考上，说什么也没用，心情沮丧的王守仁回到老家组织了一个龙泉山诗社。
　　不要小看明代文人的结社，这些大大小小的社团一般由仕途失意的文人组成，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力量，绝非摆设，比现在的九三学社，民进党甚至政协都要生猛。万历时，张居正为了顺利推行新政，曾强力打击全国各地的书院，想尽千方百计，也没能“肃清”这一传统。
　　没过多久就出了另外一个狂人顾宪成，此人简直就是言官的楷模，愤青的偶像。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满意，闹别扭；申时行上任了他还是不满意，天天发牢骚；更倒霉的是王锡爵，为了斡旋群臣和万历的关系，遭人误解，顾宪成还放冷枪，设圈套，指使一堆人骂，直接给人骂回家去。反正谁当首辅他骂谁，简直就是“首辅杀手”。
　　首辅杀手不贪不占，长期混迹于主事一级的中下阶层，深入群众，团结官僚，一致对上。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天吵架的顾宪成终于给人黑了，直接罢官回家。

　　顾宪成估计不懂什么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回去了还不安分，两天不折腾就闲得慌，于是成立了日后闻名遐迩的东林书院，还制定了院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很明显，这是一个培养小愤愤的书院。事实证明，明朝后50年的历史，基本是东林党人在唱主角。
　　相比之下，王守仁的龙泉山诗社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社员们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作赋，相互品评。偶尔游山玩水，下棋对弈，一派名士生活。
　　这段时期是王守仁文学创作的迸发期，写了大量的诗句，比如抒发苦闷无聊的“矮屋低头真局促，且从峰顶一高吟。”安慰自己的“飞腾岂必皆伊吕，归去山田亦可耕。”
　　这种消极归隐的念头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消了，在诗社后期写的《赠陈宗鲁》一诗中，王守仁积极追求内圣外王的意念再次显露：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这是先就明代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讨论一下自己的看法，最后又转到成圣的话题上来。

日期：2008-3-25　14:31:15

　　弘治十年，王守仁26岁，回到北京。
　　这段时期，王守仁开始用心钻研兵法，史载他“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为戏”。目的就是为了成就“韬略统御之才”。
　　可惜弘治时期的明朝已经不再具有主动出击的军事意志。实力是一方面，意志是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得久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打起来牵涉到方方面面，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最终自然也就文恬武嬉了。明孝宗一度想建功立业，扫平北方，却遭到大臣们“善意”的阻止，于是他去问平日精明能干的内阁大学士刘大夏：“太宗（朱棣）频出塞，今何不可？”大家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你是刘大夏，怎么回答？是不是很棘手的一个问题？不过老油条刘大夏轻而易举就搞定了这块烫手的山芋，他说：“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

　　至此，明朝的皇帝再没有挥师北伐的激情了（脑残志坚的朱厚照除外）。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王守仁学习兵法的热情，因为即使不当军事家，单为哲学家，也应该好好学习中国的兵学智慧中所蕴含的诡道。后来的事实证明，心学在制敌时是兵道，在克己时是儒术。他对《司马法》的点评颇有心学的王者气概：“先之以教民，至誓师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即‘赏罚且设而不用’，直归之‘克让克和’，此真天子之义，能取法天地而观乎先圣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