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嘲笑王守仁的书生气，以儒术解释兵道是合理而正义的。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王守仁站在“天下”这一高度看待战争，已不宥于一役之胜负。而他评价《吴子》又颇具知行合一的特点：“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这一段对孙武和吴起的对比太精准了，杀妻求将的吴起渴望出人头地，却一生坎坷，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于连。性格决定了其带兵打仗追求实用的特点，包括他爱兵如子，亲自为生疮的士兵吸脓，目光如炬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却很不厚道地通过士兵母亲的话暗指他收买人心。不过这也不能怪迁迁，吴起这种死了都要找人垫背的实用主义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吴子》的价值正在于其务实到极点的态度。《孙子兵法》总喜欢居高临下地教育大家应该怎么打仗，但《吴子》不同，它绝不说任何大而无当的话，通篇只讲“山谷应该怎么布兵，森林应该怎么行军”，可以说《孙子》是战略，《吴子》是战术。

　　在王守仁看来，兵者，拨乱之神也，以暴止暴而已。心学也是如此：志者，帅也。同样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这也是为什么王守仁晚年要将其思想归结为“致良知”三个字的原因。朱熹曾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心学也是如此，这是一门“炼心”的学问，不在正心上下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贪求权术，违背圣人之道，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这一年是王守仁的思想冲突融合最激烈的一年，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在谈兵的同时还潜心佛老，并不知道从哪找来一封朱熹上宋光宗的奏疏，好为人师的老朱在奏折里教育皇帝说：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对朱熹已经有所怀疑的王守仁还是照着他开的“方子”修炼了一段时间，仍感一无所获，于是“益委圣贤有分”。

　　弘治十二年，王守仁28岁。
　　这年春闱，王守仁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二甲第七名相当于全国第十名，自此，属于王阳明的时代到来了。

日期：2008-3-25　21:03:38

　　工部上管皇家建设，下管植树造林，对想发财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肥缺美差。但王阳明一不缺钱，二不爱钱，志不在此的他不甘庸碌，争分夺秒，他的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但可惜，承平日久的大明朝早已失去了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土木堡之变更让后来者对北伐噤若寒蝉。目睹这茫茫一片的死气沉沉，王阳明愤怒了，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陈言边务疏》：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
　　为左右者，内挟交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者矣。新进小臣，何敢僭闻其事，以干出位之诛？至于军情之利害，事机之得失，苟有所见，是固刍尧之所可进，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为而不可之有？虽其所陈，未必尽合时论，然私心窃以为必宜如此，则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于言也。谨陈便宜八事以备采??择：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

　　这篇奏折文采飞扬，立意一般，几年后的李梦阳也写了一篇奏折《上孝宗皇帝书》，说的是同一件事——政治体制改革。
　　明孝宗朱佑樘童年不幸，常年遭受老女人万贞儿的迫害，命悬一线。作为一个御姐控的儿子，多年来，朱佑樘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一年三百六十天，刀剑风霜严相逼，怎一个惨字了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朱佑樘噩梦般的童年比穷人家的孩子恶劣多了，这种生存环境都能抗到长大的，一般不是成为美国诸多B级片中的变态，就是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朱佑樘属于后者。
　　历史给了朱佑樘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弘治中兴。
　　然而，朱佑樘的贤名似乎只是体现在与文官集团融洽的关系上，明史专家孟森就说过：“梃杖诏狱等惨酷事，终弘治之世无闻。”朱佑樘本人也说过：“吾不自治，谁能治吾？”于是，史书上关于朱佑樘处理文官奏折记载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上嘉纳之”。
　　但“上嘉纳之”不能当饭吃，治国要的是真材实料的手段。《国榷》里收录了三朝元老李东阳的一篇见闻，真实反映了弘治朝的民生：“临清安平间，盗贼纵横，闻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淮阳或掘食死人，或贱卖生口。民心惶惶，莫知所措。江南浙东，荒歉方数千里，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官库无旬月之储，奉粮有累年之逋。夫东南财赋所出，岁荒至此。”李东阳看到的景况的还是富庶的江浙一带，其他地方，不言而喻。

　　李东阳对此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革新方案，只说：“节用如闸河然，节一分则上有一分收益；广储如蓄源然，积一分则下有一分之利。”
　　客观地讲，朱佑樘还是很勤奋的，选用了大批才德兼备的贤臣，比如徐溥、刘建、谢迁、王恕、马文升。大学士刘健曾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朱佑樘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从此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

　　朱佑樘对臣下宽厚是出了名的。早朝的时候，大臣们言事，要从左右廊庑入内面君而奏。有的大臣因地滑，行走失仪，孝宗从不问罪，奏本中有错字也不纠问，经筵讲官失仪，他还宽慰数词，不使其慌恐。有一年冬天的晚上，朱佑樘坐在宫内，突然觉得很冷，就问左右内臣：“现在官员有在外办事回家在路上的吗”左右回答说：“有。”他又说：“如此凛冽且昏黑，倘廉贫之吏，归途无灯火为导，奈何？”于是传下圣旨，命今后遇在京官员夜还，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令铺军执灯传送。像这种鸡毛蒜皮的鸟事还有很多，虽不算大，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曲体臣下，也确属不易了。

　　但制度不改，再怎么怀柔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李东阳笔下“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怨咨交作”的现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是有保质期的，只有不断的修补，革新，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行。改革固然会伤及既得利益团体，固然会出现波折动荡，但不改则必死无疑，因此，一个立志进行改革的优秀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日期：2008-3-31　12:34:37

　　王阳明清楚此刻自己人微言轻，但他还是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兵部审议，酌情施行。然而奏折呈上去却如泥牛入海，久无音信，他便也不再废话。
　　不过，没有抱怨是不可能的，以有限之生命投身于无限之仕途，多少人就这光阴虚度中步入耄耋之年，哪还有平治天下的精力和热情？王阳明早就看透了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特点，发牢骚道：“铢铢而积之，皓首而无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当盛之年，以自奋于崇赫之地者几人？是几人者之中，方起而踬，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

　　但王阳明跟普通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两面性，在自己偏激的时候立刻将心态调节到中间状态。比如他在郁闷仕途偃蹇的同时，马上又说：“予谓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难，则其失之也必易；其积之也不久，则其发之也必不宏。”
　　再比如有一年，王阳明的朋友李邦辅中了进士，却被派到偏远的柳州去当知府，众人都替他叫屈，唯独王阳明说：“夫所处冒艰险之名，而节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满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满之心，吾于邦辅之行，所以独欣然而似喜也。”
　　王阳明看问题之所以这么独到深刻，皆因其务实到极点的思维方式。务实不是贬义词，中共这么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归根结底就是这两个字，虽其嘴上不说，但肯定是拜心学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