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面之侮日行为接踵发生，华北驻屯军对此正在隐忍静观之中。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引发事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而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之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方针，努力作局部化解决。第二十九军虽答应和平解决，但于7月10日夜，突然再次向日本军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而且不断增加第一线兵力，更使西苑部队甫进，同时命令中央军出动等，进行战争准备，对和谈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以上事实说明，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之余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治安是迫切之事，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取得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之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此类行为作出适当保证，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重大决心，采取必要之措施，立即增兵华北。然而，维持东亚和平为帝国之夙愿，因此，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之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关于列国权益的保全，帝国当予以充分之考虑。”

　　时任日本驻华武官的今井武夫后来这样回忆：“（11日）下午两点，刚一步入特务机关，便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设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打来电话，于是立即接通。打电话的是一名参谋，他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已经决定，除了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外，还将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到中国，所以现在再无必要达成停火协议。如果协议已经达成也要撕毁！”（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即在延安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时局已经极端严重，“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呼吁全民抗战，同时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开赴抗日前线。随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指出已经到了“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为挽救祖国之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与中国国民党达成谅解而共赴国难，进而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此时，蒋介石正在庐山筹备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事变爆发后，他电告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但此时他对日本人的最终意图并不十分清楚。在7月8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逼我屈服乎？”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事变的严重性，9日令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率部急速北上驰援，抵达保定一线；又令第40军庞炳勋部、第85军高桂滋部开赴石家庄一线，阻击日军。同时，电告北平市长秦德纯，要求其做“必战”与“牺牲”之决心，积极应对，“而后可以不丧失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

　　庐山谈话会由南京政府发起，邀请对象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大学教授、各党派领袖。谈话会本来定于7月中旬召开，7月初受邀代表开始陆续上山。谈话会初衷，本是为了沟通对时局的看法、交流相关意见，而非正式会议。但不出一周，北平的日军就策动了重大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这一谈话会的性质和作用突变，成为严正表明抗日立场、统一抗日思想进而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会议。而事实上，早在6月初，中共方面就派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人飞抵庐山与蒋介石就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问题进行谈判了。事变爆发后，7月14日，周恩来等人再飞庐山，在战争爆发的背景下，继续与蒋介石谈判。15日，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最后达成共识。在会谈中，中共方面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6日，全国各届人士谈话会在庐山图书馆礼堂召开，会议由汪精卫主持，蒋介石、冯玉祥、张群、陈立夫、蒋百里、居正、李烈钧、于右任、张君励、钱大钧、王云五、胡适、梁实秋、马寅初、邵力子等160 余人到会。但在最初的会议上，各界人士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意见依旧不统一。在日军已大举进攻的背景下，主持会议的汪精卫在发言中一再空谈“精诚团结”，而对具体的时局毫无提及与见地；学者胡适，则反对与日开战，认为一旦开战，中国此后的局势将不堪设想，多年来支撑起的“国体”将毁于一旦。胡适极力要求政府付出最大的努力与耐心，以期与日本达成停战协定，他甚至提出，可以承认“满洲国”，以彻底解决中日之间的悬案，最终获得和平。其他诸人，即使主张与日开战，对未来也多持悲观态度。随着日本调遣国内师团开赴中国，以及日本内阁会议的动向，蒋介石综合分析，最终确定事态将会很快扩大，中日之大战再难避免。他拒绝了胡适的建议。

　　7月17日，第二次谈话结束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题为“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的声明,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兹录原文如下：
　　各位先生，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意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宜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