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更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我们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在南京，从7月11日到8月12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下，国民政府军事要员总共进行了33次会议，分析当前局势。除何应钦外，与会者还包括军政部次长陈诚、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宪兵司令谷正伦、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等人。


日期：2010-07-30　17:21:34

　　7月26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命令其步兵第2联队第2大队500多人，以保护日本侨民为由，由天津强行进入北平。当日傍晚，日军乘车由广安门强行入城时，与第二十九军再次发生冲突，日军有一定的伤亡。事件发生后，香月清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28日午前必须全部撤出北平地区，这一次遭宋哲元的拒绝。
　　28日拂晓，华北驻屯军集重兵，开始了对驻扎北平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的全面进攻。中国已再无退身之步，宋哲元亦下令，命第二十九军袭击丰台日军；与此同时，日军集合3000多人，配备30多架飞机，对第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南苑发起猛烈攻击。当时，驻扎南苑的，除了广大将士外，还有上千名正在此接受军事训练的大学生。战斗爆发后，他们与官兵们一起奋战，青春热血洒于疆场。由于日军在火力上占据明显优势，在陆空结合的猛攻下，我方伤亡惨重，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奔赴保定。转天北平沦陷。又过了一天，天津也陷落了。

　　北平陷落当夜，爆发了所谓“通州事件”：身在通州的日本留守士兵与武装侨民，被反正的中国保安团歼灭，日本国内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渲染，日本昭和天皇遂有“膺惩暴支”的说法。中日两国冲突愈演愈烈。
　　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表示抗战到底。
　　一周后，国民政府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提出与日作战的第一阶段，组织100万军队与之战斗。同时，会上正式确定了以“持久的消耗战”为与日作战的战略原则：“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这一原则的提出，与一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蒋百里将军。
　　在民国时代，蒋百里是个特别的人物。他生于1882年，浙江人，后留学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成绩优秀，是步兵科第16期的第一名（同期还有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小畑敏四郎等人），获明治天皇赐刀；又曾参与编辑名刊《改造》，著有《欧洲文艺复兴史》，并与胡适、徐志摩等人缔造新月社；他还是民国时代头号军事理论家，以及后来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方案的主要规划者。

　　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蒋百里又转赴欧洲第一强国德国学习军事。有了这样的经历，回国后的蒋百里，曾出任中国陆军最高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在随后风云诡谲的时代里，蒋有又曾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后辞职归隐。1930年1月，蒋百里当年的学生唐生智起兵反蒋（7年后，他的这名学生在日军的炮声中送走蒋介石，开始了南京的守卫），因受牵连，蒋百里被蒋介石在南京关了一年多。

　　蒋百里无党派，属于职业军人，有着极其敏锐的军事观察力和判断力。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刚出狱的蒋百里正在上海。后来，曹聚仁在《蒋百里评传》中这样回忆道：“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2月1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2月5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的兵力：4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5日可以投入战斗。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2月5日开始的。”蒋百里的军事素养由此可见一斑。

　　1933年，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赴日本，一为散心；同时，也抱着考察日本国情的目的。到日本后，蒋百里被那里狂热的军国主义情绪惊呆了。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判断：在未来几年内，中日之间必有大战！回国后，他多次提醒蒋介石应该开始备战，随后以军事委员会顾问的身份积极参与国防计划的制订。1937年，蒋百里在庐山为高级军官训话，让大家做好战争准备，共赴国难。“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蒋百里提出“持久抵抗、攻守结合”的总体战略：“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拖垮。”他出版的《抗战的基本观念》，预言日本最终将输掉这场战争。战争开始后，蒋百里又依据在日本的见闻以及多年来对日本民族、社会、政治、文化和军事的观察，迅速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发表于《大公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谈到中日之战时，蒋将军这样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8月20日，国民政府拟订了《作战指导计划》：“……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两日后，根据国共所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一个月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随后，南方的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937年，中国军队的弹药情况如下：步机枪弹药5亿发，各种炮弹药102万发，用于一线的作战飞机约200架，汽油存储300万加仑。以此计，弹药可支持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