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马楚又是个武夫政权，马殷也好，他的继位人也好，对文化的重视不过是装装门面,绝对谈不上与知识份子分享权力。因此当时的知识份子，只有当人家的文化宠物一条路可走。这种毫无人格的扭典仕途，使湖南知识份子对从政普遍怀有抑郁或隐逸的消极态度，创作心态多以避世脱俗，淡泊寓志为特色。这就是中国封建文人的可悲。

　　在这样的君权社会，人生价值被完全绑定在为君主服务上。才智的发挥路子极窄，谁也没兴趣研究什么自然科学、思考真理和世界，更不要说研究法律，寻找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结构。无数智慧者与思想家被一代代扼杀，只能局限在吟诗弄文之上。而且就是如此，也要受到刻毒多疑的君权的压制。
　　但从较低的层次上说，他们毕竟获得了安定的创作环境与较好的物质条件，湖南的文教事业与作家作品的数量取得了远胜于前代的成绩。天策府学士们就是湖南最早的一个文人群体，浓郁的文化创作氛围已经形成，并渐渐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到政治空气相对宽松的宋代，湖南终于迎来了思想文化的第一波高峰。
　　湖南有名的诗人，还有林崇禧、路洵美、孟宾于、廖融等人。
　　据统计，这些文士名人共在《全唐诗》中为湖南留下了四十八首诗作，和三十五句吟咏片句，虽然数目有限，但却在宋之前的湖南文学史上极为难得，弥足珍贵。今世学者陶敏在其《马楚时期的湖湘文学》一文中，认为这是“湖湘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为湖湘文学的崛起作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准备。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教育。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长沙人张百熙曾云：“求才之要，而本于教”

　　孔子亦云“富而教之”
　　可见人才培养不能没有教育，而教育离不开社会的物质文明
　　正是马殷打下的物质基础，推动了湖湘文化的振兴之路，促成了湖湘学风和文化氛围的形成。两宋湖湘文化的崛起，马殷功不可没。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岳麓书院宣告落成，开宋代书院教育风气之先。到宋真宗年间，湘阴人周式出任书院山长，主持书院，学生已发展到数百人之多。因长沙的办学成绩卓著，引起了朝廷的瞩目。宋真宗亲自召见周式，不仅赠送了一批珍贵的皇家藏书，而且还亲自挥毫泼墨,书写“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作为匾额，至今真迹尤存。岳麓书院声望一时名扬天下，出现了“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的盛况。而衡阳石鼓书院入宋后亦名重一时，形成天下四大书院，湖南独占其二的局面。随着北宋时期湖南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各地民间办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湘阴创办汩罗书院、笙竹书院；慈利创办清溪书院；衡阳创办真诚忭书院；永明创办顾尚书书院。。。。宋代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的出现、湖湘学派在宋代的形成，标志着湖南的地域文化事业迈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黄金年代。

　　据中山大学周刊《宋元明清书院概说》一文统计,宋代总共203所书院中。江西数量第一,占80所.浙江次之,34所.湖南位列第三,24所.这些书院一半以上为民办,体现了“江西、浙江、湖南三省,民力最盛”(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
　　既使到元代,湖南所办书院仍居天下第三,数量占总数约十分之一之多。
　　有唐一代，湖南科举进士仅二十五人，名次为各路之末。而在宋代，三湘才俊济济而出，金榜题名者多达近千人,人数之多位居全国二十六路中的第九名，跻身上游，扬眉吐气,一洗在唐代灰暗不振的局面。
　　在文化高度发达的宋代，湖南已成为清风重学之乡，“潭士以居学肆业为重”，北宋初的文坛领袖王禹偁曾在《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中盛赞湖南“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当年唐人眼中蛮獠瘴烟之地，此时已是一流学者心中堪与孔孟家乡相匹的文化名邦，马殷天上若有知，当瞑目矣！
　　日期：2011-03-22　23:33:52

　　马子离群
　　湘西事件的和平解决非但没带来一丝政治转机，反令马希范忘乎所以，更加骄奢淫逸。
　　马希范天福四年丧妻，到天福八年，楚国的家底就让他败光了。国库一空，马希范就直接派官员下乡勒索，吓得农民纷纷弃田逃亡。他却毫不在意：“但令田在，何忧无谷？”。另募流民耕田上税便是。百姓们逃来逃去，最后不少人成了耕种自家旧田的佃农，“舍故纳新，仅能自存”，真是叫苦连天。这就是极权社会，万民在君权面前，没有一丝法律保障，毫无权益可言。所谓中国封建经济是靠自耕农支撑，此言差矣！中国古代何曾存在真正的自耕农？他们从未拥有完全的土地产权，在君权面前，始终处于予取予夺的被动地位，说白了，不过是从君有制佃农，甚至还不如地主豪族的佃农。这样的社会，人民的命运只能仰承统治者的私德。碰上马殷这类人，不啻中了头彩，靠一家人的艰辛努力，尚可丰衣足食。碰上马希范这样的，那就下辈子再碰运气吧。可马希范还嫌征田税没技术含量，竟公开卖起官来，去捞富人的钱。官位高低唯钱数多寡是问，根本不顾忌人家到任后以何种方法捞回“投资”。这种暗无天日的统治，使湖南的农业经济濒临崩溃，人民“自西租东，各失其业”，在千年历史黑夜中盼来三十几年好日子，现又复归黑暗之中。

　　不仅底层民众，当官的也要受君主敲剥，外放州县的官员一旦有事还朝，必得向楚王交一笔重贿，否则穿小鞋。民间有罪，也是钱说了算，有钱的交钱赎罪，没钱的出力当兵，没钱没力的就只能受刑受罪。几千年来，中国虽号称泱泱大国，臣民亿万，而立法机构却只是帝王的一张嘴！帝王出口即是法。所以，个人不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什么法律，有的只是刑法！这种法，纯粹是帝王用来单方面惩治和奴役百姓的，万民除了无条件服从，没有任何发言权。当然，物极必反，如果弹簧被摁到了底，终究是要弹回去的！

　　马希范也担心这一点，但他有他的办法。令在宫外放了个木箱子，鼓励民间互相揭底，搞匿名告发。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对被告者不加查察，横加杀戮，“至有灭族者”，搞得人人自危。而自鸣得意的马希范则更加随心所欲的敲骨吸髓。在他看来，多如牛毛的征敛只是常税，说得冠冕堂皇些，税是公款公用。所以，湖南百姓还得向他马希范本人“意思一下”。也就是进贡。对此，他下了硬指标：大县贡米二千斛，中县千斛，小县七百斛。当时的县城比今天一个镇还小，当时湖南三大产粮区：长沙、衡阳、桂阳，即使在宋代一亩地产量也不过一斛米。民间本就压榨得喘不过气来，再新添这笔阎王贡，简直无以自存。可悲的是，今天的我们若将马希范比之唐代、五代甚至宋代的大多数时候，竟发现还不算很过份的！所谓唐宋社会转型，不过是封建上层建筑的一次权力洗牌，从此政权确实更稳固了，客观上对经济也确实有点利头。但中国百姓的地位，却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提高，甚至还不如同期的西欧。虽说欧洲中世纪以愚昧黑暗著称，虽说在物质文明上，我们曾甩了他们几条街，但西欧的君王却从未享有中国帝王这般专断的极权。当时英国，国王要征税，必须先征求贤人会议的同意，再与交税人协商，才能算数，否则是无效的、非法的。所以欧洲君王，往往只是一国的宗主，不是直接的控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