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固定的工作，秦国人才办发放的每月费用不高不低，既饿不死，也吃得不会很舒服；住的地方是国营招待所，里面既没有空调也没有淋浴可洗。
　　最麻烦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无法确定国君和自己见面的时间。整天呆在招待所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出去走走，又恐怕影响了重要事情。
　　谁知道什么时候国君心血来潮，传你进宫，谈话、讲解问题或者闲聊。
　　在没有确定这个人是否属于国君寻求的人才之前，认识的、不认识的，对你的态度都不会比商店的老板对你好。
　　不管国君召见过你几次，也不管你是真有才还是假有才。

　　公孙鞅在秦国每天的生活就是如此。
　　孝公感到内疚。
　　一旦改革方案确定下来，一定给公孙鞅安排个位置。
　　可是，现在还不行。
　　在改革真正开始之前，公孙鞅还必须再忍耐一段。

　　公孙鞅这段时间一直感到纳闷。
　　孝公怎么啦，双方谈话也谈过几次了，宫廷辩论会也结束几天了，这变革的事应该有动静了，怎么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虽说国内传的沸沸扬扬，可那毕竟是谣传，没有官方的明确表态。孝公是不是感到事态严重，不想变革了？
　　搞不明白。
　　两人话没有说上几句，公孙鞅就把孝公的心思猜了个八八九九。
　　他劝孝公，按照魏国李悝变法的模式改革应当是个不错的选择。在魏国变法之前，其国力并不比其他国家强，但是，经过变法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单打独斗，天下诸国竟然没有一个能抵住魏国，这说明魏国的变法是成功的。
　　孝公说他也考虑到了魏国的情况，并且从老爹献公那里听过很多关于魏国改革的故事，知道魏国从弱到强的转变过程。

　　公孙鞅说那你按照魏国的办法做啊。
　　孝公说秦国与魏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秦国人最擅长窝里斗，常常是因为芝麻大的小事，大家打得头破血流，勇猛的很；按说这样勇敢，打起仗来肯定也是所向无敌。可是，事实是，一到战场上，他们都成了脓包货、胆小鬼，战鼓还没有敲起，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家伙就开始溜；不溜的也不努力厮杀，更不用说拼命；敌人的包围圈还没有合拢，他们就撂下武器，举手投降了。

　　经历过战争的废物，回到国内后，和以前没有任何改变，邻里之间，三句话不合，抄家伙又上去了。等到再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又成了胆小鬼。唉，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道理给他们讲了一遍又一遍，公开讲，散朝后继续讲，一点用都没有。啥礼义廉耻，爱国保家，他们耳朵里根本听不进去。
　　孝公说的这点，公孙鞅倒是没有注意到。
　　作为一个外国人，对所在国了解再多，也没有本国人对本国人了解的更多。
　　公孙鞅思索片刻，说这个问题我还得仔细考虑。
　　然后，二人放过这个问题，就如何变革的一些事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最后就秦国变革的大框架达成一致：
　　以魏国为范本，改革。

　　改革要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制度公开化。
　　众所周知，西周建国后，做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件非常重要的事基本上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这就是制作礼法。
　　制作者是周武王的弟弟，名叫姬旦。
　　通常人人尊称他为周公。

　　说到周公制礼，估计在华人圈不知道的很少。
　　按照礼法，做各种事情要遵守相应的规矩。如吃饭要注意餐桌礼节，拜见父母要遵守拜见礼节，缔结婚姻有程序，守孝奔丧讲仪式，等等。
　　有些规矩在今天看来会感到可笑，如席不正不坐，（肉）割不正不食等等。
　　但是，在当时，社会上的精英分子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人敢违反这套规矩。
　　精英分子之外的人，就是庶人了，他们没有资格遵守这套规矩，此即所谓的礼不下庶人！但是，更多时候，他们也模仿精英们的做法。

　　同礼不下庶人相对应的是另外一句话：刑不上大夫。
　　这句话的通俗解释就是，当官的犯了罪，用礼法批评批评他；平民百姓和奴隶们犯了罪，大刑侍候。
　　并且，当时对于什么是犯罪，犯罪了应当怎样处罚，并没有公开的标准。
　　全凭当权者一句话。
　　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说杀头就杀头。
　　初开始，人们的知识程度有限，认为过去都是这样做的，说明这种做法是合理的，自觉遵守就是了。但是，后来，知识越来越普及，一些胡思乱想的人就感觉到这种规定有些不对头。

　　其一，用礼、刑分别管理精英分子和下层人民，这是人为地制造不平等，属于歧视政策，不符合人人平等原则；
　　其二，处罚标准不公开，属于暗箱操作，很难保证公平。说不定还会导致某些心理不健康分子的胡乱执法，随意执法？
　　因此，必须公开。
　　制度公开化的消息刚刚传开，秦国就乱了套。
　　这还了得，建国几百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做的，现在如果把处罚标准都统统公开，以后老百姓谁还怕当官的，社会还不会越来越乱？
　　心怀天下、情系国家的忠良之臣聚集在孝公的宫殿外，要求面见孝公，请求孝公不要莽撞行事，三思而后行。

　　更有一批义愤填膺之士，认定是公孙鞅教唆孝公这样干的。他们包围了公孙鞅居住的招待所，要杀公孙鞅。
　　多亏景监预先得到消息，迅速把公孙鞅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然，后果如何，真是难以预测。
　　孝公第一次见大臣们这么激动。
　　他心想，把制度公开值得如此激动吗？人家晋国、郑国二百多年前就把法律制度给公开刻铸在鼎上了，我们现在公开，为什么不可以？
　　大臣劝说孝公，常言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你把法律制度一公开，老百姓就知道了法律制度的内容。他们当然也就知道官员们不能不按照法律做，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罚他们了，即使官员们非常厌烦这个人，对这个人也无可奈何。这样一来，法律的权力就会超过官员们的权力了，老百姓就不会害怕官员们了。国家就难治了。
　　孝公说，这都哪是哪呀。
　　老百姓怕不怕当官的无所谓，只要国家强大就行。

　　杜挚不愧为栋梁之臣，立即答道：民不怕官，国必难治。晋国是把刑书铸造在鼎上了，可是晋国结果被韩、赵、魏三家瓜分了；郑国也把刑法公开了，可是郑国却灭亡了。
　　孝公说，晋国被瓜分根本不在于是否把刑法公开，按照当时的发展趋势，刑法不公开晋国照样会被三家瓜分。
　　杜挚说道，如果晋国不公开刑法，晋国还会存在。可是一颁布刑法，晋国就结束了。孔子曾经预测到晋国一定灭亡。孔子的理由是晋国把法律制度公开，这就超越了国家治理的制度边界，导致贵贱不分，民不服官。范宣子制刑书是晋国祸乱产生的根本原因。二百年后，孔子的预测果然成为了事实。
　　孝公说，孔丘说的就对的吗？
　　杜挚说，既然你说孔子说的不一定正确，我再给你举一个人。郑国的大夫叔向。当子产公布刑书时，叔向就告诫他，从前的国君之所以不制定刑法、不公布处罚方式，而是临时决定，是因为担心一旦法律制度预先制定并公开，人民就会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他们就会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国家就会越来越难管，时间一长，郑国将会灭亡。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叔向的判断是准确的。

　　杜挚慷慨激昂的语言赢得了众大臣的支持。
　　孝公叹口气，先知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超越了时代。孔丘也好，叔向也好，都死抱着周礼不放，认为周礼上说的都是对的，国家治理只能按照周礼的要求做。这两个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都没有，他们也不想想，周礼啥时候制定的，七百多年前啊，那时候的社会是啥情况。经过了七百多年，社会早就同那时大变样了，还抱着那一套腐朽的东西，说好好好。真是榆木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