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就是诸葛亮。这个比荀彧年轻了二十岁的青年,却怀着与荀彧一样的理想。就是为着这个理想,他走出了自己的草庐,帮助刘备运筹天下,投入到反对曹操的艰难斗争中去。
诸葛亮一定没有想到,他的出山,竟会遭到后世诸多非议。
那么,后世对诸葛亮出山究竟有哪些非议呢?请看下集《出山是非》。
日期:2010-11-21 0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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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小卒挑战专家教授,听松看月解读真实诸葛)
第二部 出山是非
第十六集出山是非
关于诸葛亮的出山,后人非议者众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诸葛亮日夜盼望出山,隐居是虚伪做作;二是诸葛亮出山是添乱,延缓了统一进程。
前者是某些人以己度人之见,后者属“史学家”哗众取宠之言,本经不住推敲,不想却受到世人的竞相追捧,真是咄咄怪事!
虽说这些言论不经一驳,但我认为这些言论反映的问题很有价值。
我想到的是学者的品格。我以为一个学者不仅要有渊博的学识,更要有高尚的品格。北宋司马光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德与才的辩证关系。“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对于某些人而言有才还不如无才。学者无德,为害尤大。这正应了那句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
判断一位学者有德还是无德,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只需看看他们对先贤的态度。真心敬慕先贤的人必是品德高尚的人,那些诋毁先贤的人其灵魂一定不怎么阳光。
历史是最公正的!
史书可能有错误,史料可能有不实,但历史不可能不公正。明确说,历史上没有哪一位圣贤是浪得虚名的,没有哪一位奸贼是被冤枉的。谁妄想颠覆历史,那么谁一定会被历史所唾弃!
一个学者,应该担负匡正社会风气的神圣职责,而不是去混淆是非、媚俗惑众。
一个学者,应该担负传承先贤崇高精神的重大使命,以求让后世得到他们更多的润泽与滋养。
一个学者,尤其要严以律己,严谨著文;德为人先,行为世范;铁肩担道义,文章扬正气。
然而这是一个颠覆的时代!品德高尚的学者大都默默无闻,无德无识的“伪专家”却异常活跃。文质兼美的正论书籍无人问津,粗制滥造的奇谈怪论世人却趋之若鹜。
笔者不才,却也见不得一些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明知自己笔拙无力,见识浅陋,却也想凭一腔义愤,去澄清事实真相。
首先,诸葛亮是日夜盼望出山吗?非也。这一点我在《三顾茅庐》一节讲得已经很清楚。另外即使用某些人自己的论据也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他们说诸葛亮有好的家世,有关系网,有亲友团……有这么多好条件,如果他日夜想出山,还能等刘备三顾茅庐吗?观点如此自相矛盾,竟不怕方家耻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勇气!
诸葛亮是想走终南捷径吗?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的言论!据某人自己说“终南捷径”典出唐代,试想汉末的诸葛亮竟能走唐代人的终南捷径吗?
诸葛亮出山是虚伪的表现吗?这太可笑了!诸葛亮何曾说过自己不出山呢?他“自比管乐”就明确说明自己是想建功立业的,暂时不出不过是等待时机而已。这中间又有什么虚伪可言呢?
某人说:“他起初以隐士自居,最后却出山辅佐刘备,不是虚伪是什么?”我想请问:“诸葛亮什么时候说自己是隐士了呢?”他从十七岁开始躬耕陇亩,自给自足,不求出仕,与世无争,聊且度日而已。何曾以隐士自居呢?所谓隐士,不过时世人或后人对他们的称谓罢了,与他们本人何干呢?
必须讲清楚隐士的问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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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易中天,驳斥朱子彦,鞭挞梅朝荣,痛扁廖伦焰。
崇敬诸葛亮,仰慕古圣贤,明月当空照,正气存浩然!
日期:2010-11-21 09:26:36
续前:
隐士是世人对那些有才能却不做官的人的统称。一般而言,士是要做官的,他们不做官,所以叫隐士。对于隐士本人而言,这不过是他们人生的选择而已,他们从不以隐士自居的。也有一种自诩隐士,唯恐他人不知道的人,那肯定是沽名钓誉之徒。这就关系到了隐士的分类。
隐士总的来讲可分为两大类:真隐士和假隐士。
真隐士也可分两类。一类属崇尚自由,无为处世的人。代表人物是许由。
据《庄子》所记: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这里,尧把许由比作日月,把自己比作火把;把许由治国的水平比作“时雨”,把自己的能力比作“浸灌”;然后诚心诚意地把天下让给许由。可是许由坚决不接受。他认为尧已经做的很好了,自己代替他,不过是得个虚名,没有任何意义。这是道家崇尚的一种境界,无为而为,无用大用,庄子追求的也是这个境界。
第二类是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的人。比如前文中提到的庞德公、司马徽等人;再如人们普遍熟知的陶渊明。陶渊明是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为世人传颂的。在生计与尊严之间,他选择了尊严;在污浊的官场与清静的田园之间,他选择了田园。最为可贵的是,他虽然穷困潦倒,“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但他仍怡然自得、不改其志。无疑,如陶渊明这样的隐士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我们深入一点思考,陶渊明所为不过是“洁身自好”、保全个人名节而已,于国家、于百姓又有什么贡献呢?
综上,我认为真隐士是一种值得尊敬但并不值得崇敬的人。真正值得人们崇敬的人不是真隐士,而是假隐士。
假隐士也并非都值得人们崇敬,因为假隐士也有两种。
第一种假隐士属沽名钓誉之徒。这群人以高士自居,以隐士自比,官府辟之而不往,朝廷举之而不就,故作姿态,以收名誉。东汉末年这种人尤其多,简直蔚然成风。这中间的历史原因,主要是因为党锢之乱。两次党锢,不仅没有镇压了党人,反而形成了“尚清议”的社会风气。因为党人不允许做官,所以当时的党人大多成了隐士,虽说是被动的,但人们也普遍把他们当做隐士。因为党人大都品德高尚,深受百姓爱戴,所以社会上许多人都以与他们交往为荣。他们纷纷拒绝朝廷的任命,隐居山野做了隐士。于是乎,一时间遍野高士、到处贤达。这中间就有很多附庸风雅之徒,沽名钓誉之辈。比如袁绍,就做过一把隐士。据《英雄记》载:“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有清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这不是隐士风范吗?后来,“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於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袁绍是个好慕高名的人,“坐作声价”是对他的客观评价。其守孝六年、不应辟命,不过是博取名誉的手段而已。像他这种“隐士”纯属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不仅不可敬,而且可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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