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该着兖州归曹操，正当他拿下东郡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青州黄巾入寇兗州，杀掉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

　　鲍信虽说心属曹操，但对刘岱依旧诚心进言苦苦劝谏，这就是君子的风范。可是不知为什么，刘岱拒不听从鲍信的建议，以致自寻死路。刘岱死了，兖州无主，鲍信便与州吏万潜等到东郡迎接曹操来做兖州牧。
　　曹操来了，来到了鲍信身边，做了兖州牧，两个英雄终于走到了一起。天下纷争，黄巾为乱，这正是英雄奋发有为之时。曹操是命世之才，鲍信是智勇双全的良将，他们二人走在一起，堪称珠联璧合。所有人都相信，他们二人将开启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将演绎一段不逊于“管鲍之交”的人间佳话。然而一次意外，却让鲍信先一步离开了曹操。

　　鲍信死了，他是为救曹操而死的。
　　这是一次意外。据《魏书》所记：“太祖以贼恃胜而骄，欲设奇兵挑击之於寿张。先与信出行战地，后步军未至，而猝与贼遇，遂接战。信殊死战，以救太祖，太祖仅得溃围出，信遂没，时年四十一。”
　　鲍信死了，死后连尸体都没找到，“众乃刻木如信形状，祭而哭焉”。
　　鲍信的死，激起了兖州士卒无穷的斗志，曹操“乃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禽获，贼乃退。追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这就是后来曹操征战天下的主要资本。
　　鲍信的死，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一样遗憾的还有孙坚。孙坚和鲍信都死于初平三年，孙坚是为袁术征刘表时死的，也是一次意外，确切说应该是孙坚的大意。当时他击败黄祖，兵围襄阳，“单马行砚山”追击黄祖（一说吕公），被敌军暗箭射杀（一说乱石），死时年仅三十七岁。
　　这正是：该死的人总也不死，不该死的人却过早离开了；为恶的人总也不死，为善的人却过早离开了；践踏正义的人总也不死，维护正义的人却过早离开了；祸国殃民的人总也不死，心忧天下的人却过早离开了……

　　这也是历史规律，关汉卿老先生把它总结为一句话：“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做恶的享富贵更寿延”！
　　是，该死的人早晚得死，可是上天为什么不让他们早点死？比如董卓，比如袁术，比如袁绍，比如公孙瓒，如果这些人早死了，那天下岂不早就太平了？
　　好在还有曹操。这些乱臣贼子必须靠曹操这样的人去收拾。
　　曹操，是董卓生命中的第三个杀星。
　　《三国演义》里有“诛董贼孟德献刀”一回书，讲曹操借王允的七宝刀刺杀董卓的情节，这是虚构的，不是史实。事实上，曹操没有屈从董卓，也没有刺杀董卓，他和鲍信一样选择了悄悄离开。

　　董卓入京之时，曹操是典军校尉。董卓入京以后，表奏曹操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这就是说，董卓很器重曹操，想和他共谋大事。可是曹操认定董卓必败，于是“变易姓名，间行东归”。
　　在当时逃离洛阳的有四个人：先是鲍信，再是袁绍与袁术，最后一个是曹操，。
　　四个人逃出洛阳后做的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招募义兵。虽说他们打的旗号是一样的，但他们招募义兵的目的是不同的。曹操和鲍信是一心为国家锄奸，袁绍与袁术则是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看看他们讨伐董卓时的表现，这一切就都清楚了。
　　曹操和鲍信还有不同。
　　曹操是个有领袖欲也有领袖才的人，他有更加宏大的气魄和远大的志向。曹操离开董卓，固然是因为董卓的不义，更重要的是他潜意识里认为这是一次机会，一次实现自我的机会。鲍信没有领袖欲，他甘为人下，一心想辅佐一个明主平定天下。正因如此，在前文中，我说他们珠联璧合。
　　说曹操是董卓的第三个杀星，实际是因为他的雄才大略，他的雄才大略几乎置董卓于死地。
　　在前文中我提到，董卓面对诸侯联军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迁都。

　　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一个自取其败的决定。
　　这一点曹操马上意识到了，于是他对大家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如果诸侯联军听从曹操的建议，戮力同心，一战即可击败董卓。而后追亡逐北，成功解救皇帝百官当不是难事，这就是曹操所谓“一战而天下定矣”。
　　可惜众诸侯各怀鬼胎，都按兵不动。
　　曹操没有办法，只得孤军出击。很不幸，他遇到了徐荣。

　　曹操只有五千人马，且以新兵为主，虽说曹操身先士卒，仍无法与徐荣的军队相抗衡。更加上这徐荣很善于用兵，于是曹军大败，士卒死伤甚多，曹操自己也“为流矢所中”且“坐马被创”。幸亏曹洪拼死相救，把自己的马给曹操骑，曹操才得以脱险。
　　曹操引败兵回到酸枣，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诸军兵十馀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看到这种景象，曹操心里这个气呀，那真叫一个“怒不可遏”！
　　虽说曹操心中的怒气不可遏制，但理智告诉他这不是生气的时候。他努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耐着性子对大家说：“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听了曹操这番话，众人竟无动于衷。见无人响应，曹操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愤怒地说：“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由此可见，此时的曹操，还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青年。一个“示天下形势”，表现出曹操的气度胸襟；一个“失天下之望”，表现出曹操极度痛心！这种痛心背后，是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
　　此时，曹操与孙坚一样，只知救国，不知其他；只知锄奸，不知其他。王夫之曰：“于斯时也，蹶起以与卓争死生，曹操、孙坚而已。操曰：‘董卓未亡之时，一战而天下定。’使一战而天下定，操其能独有天下乎？既败于荥阳，且劝张邈等勿得迟疑不进，失天下望，而邈等不用，操乃还军。当斯时，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以操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后事而归恶焉尔。”

　　根据王夫之的分析，曹操此时根本没有擅天下的野心。有野心的，只有袁绍、袁术兄弟而已。而正是他们的野心，冷了诸侯的心，坏了讨逆大事。
　　有些人变得就这样快，诛贼之心一冷，做贼之心便生，于是诸侯们都打开了自己的小算盘，开始算计如何扩充自己的地盘，如何发展自己的势力。
　　如果曹操是盟主，结果肯定会好得多。然而做盟主是要讲资历和名望的，无论哪方面，曹操都无法与袁绍相比，于是曹操只能做个奋武将军。而做了盟主的袁绍，只是嘴上信誓旦旦，根本没有实际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诸侯们又怎么可能戮力用命呢？
　　俗话说“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庸人居大位，能恨杀英雄千万！
　　历史上所有祸乱的根源都在于有些人无其才无其德却居其位。要么是奸人乱国，要么是庸人误国，概莫能外。
　　党锢之乱岂不是因为桓帝昏庸？十常侍之乱岂不是因为何进无能？董卓之乱岂不是因为袁绍无德？……

　　读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历史的悲剧，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机会往往在于一个人。比如董卓之乱，如果孙坚处在张温的位置，董卓脑袋早搬家了；如果鲍信处在袁绍的位置，董卓的小命也早玩完了；如果曹操处在袁绍的位置，董卓之乱早就平息了；如果……
　　我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这种假设却可以启迪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