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勖与后梁在黄河两边展开你死我活的拉锯战的时候，后唐大将郭崇韬对李存勖说：军中吃闲饭的人实在太多，不仅导致供应不足，而且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因此要求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大力裁减闲杂人员。李存勖很生气地说：“我为效命于我的人多设置几个工作岗位，给他们一碗饭吃，如果连这一点我也不能作主，那就请另外选择一个人为河北三镇的统帅，我回到太原去，以免阻挡了贤人的进身之路。”并立即召来冯道，要他当面起草文告，以示众人。冯道拿起笔后却迟疑徘徊，过了许久都没有写一个字。李存勖板起脸催促他快写。冯道说：“我是大王的秘书，起草公文是我的职责，哪里敢违背大王的命令不起草这篇文告呢！我之所以不敢下笔，是考虑到大王刚刚平定了河南，安定了天下，而郭崇韬只是请求大王精简闲杂人员，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大王认为不可行，不听从就是了，何必因为这件小事大动肝火，惊动远近？如果让敌国知道了，还以为大王君臣不和呢，这对大王的名声和威望都会带来很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请大王再冷静想想，取消这一决定。如此则是天下的大幸了！”（《旧五代史•周书•冯道传》）不久，郭崇韬向李存勖作了检讨，又经冯道从中调和，此事得到顺利解决。郭崇韬后来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枢密使，以谋议居佐命第一功臣而位兼将相。最后郭崇韬又领兵伐蜀，仅用七十天时间就迫使蜀主王衍出降，立下殊功。

　　李存勖骁勇善战，胆略过人，战绩非凡，堪称古代杰出的军事家。但他治国乏术，用人无方，不但在身边养了一大群吃闲饭的人，而且重用宦官和伶人，猜忌大臣。对于这样一个居功自傲、很难听进不同意见的人，冯道却凭着他的忠诚、胆识和高超的谏诤艺术，只用了短短一番话，就打消了李存勖的怒气并让其回心转意，从而维护了君臣之间的团结，确实很不简单。

　　从此以后，李存勖对冯道更加器重了。
　　冯道父亲去世后，他不得不回家奔丧。当冯道守制期满回到京城时，朝廷已经“新桃换旧符”，“金銮殿”上坐了新天子。新皇帝叫李嗣源。他虽然长年带兵在外，但早闻冯道大名，所以一即位就问心腹重臣安重诲：“先帝时冯道何在？”安重诲说他刚回来复任翰林学士。李嗣源不禁说道：“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不久果然任命冯道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新五代史•杂传第四十二•冯道传》）。当上宰相以后，冯道就逐渐成为处事圆滑、经验老到的政客和乱世政坛不倒翁，相继在四个朝代、十位皇帝手下做高官，均能进退得当，久居禄位，自称“长乐老”。正因如此，冯道才被后人骂为缺乏民族气节，不忠不义，完全没有廉耻之人。

　　作为乱世政坛不倒翁，冯道的人生经历和处世哲学，世人褒贬不一，但他做秘书时的表现，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
　　日期：2010-10-04　08:08:55
　　帝王的才学
　　一
　　如果称赞一个人很有才学，人们都会肃然起敬，但要是说到某个帝王很有才学，可千万别这样，因为考诸史实，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古代的帝王一旦很有才学或自以为很有才学，极有可能会成为专制暴君。

　　不信请看《宋书•鲍照传》这段文字：“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
　　意思是说：南朝宋有一个叫鲍照的中书舍人，所写文章不仅废话连篇，而且往往词不达意，于是当时的人都说他才思已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既然如此，鲍照写文章时，为何故意夹一些“鄙言累句”，显出才尽智竭的样子呢？原来宋孝武帝刘骏是一个喜欢弄文且死要面子的主子，他自以为文章没有人比得上自己，为了避免才高遭忌，鲍照不得不故意把文章写坏。
　　为了保全自己，故意装拙避祸，在刘骏治下并非鲍照一人。著名书法家王僧虔知道刘骏想占据书法榜第一名，也故意用秃笔写一些蹩脚的字来败坏自己的名声（《南史•王僧虔传》）。自古文人只有藏拙争名的，在南朝宋这个小朝廷里，却有人装拙避名，真是咄咄怪事。
　　这种怪事在梁武帝统治下的梁朝和隋炀帝统治下的隋朝也出现过。
　　治史的人都知道，在古代帝王中，梁武帝算得上是“嗜学好文”者。这也正是他“自以为聪明博达，恶人胜己”的资本。据《梁书•沈约传》记载，有一次沈约与梁武帝各疏栗事，沈约故意让梁武帝三事。人们不解，沈约说：“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大家这才会意一笑，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
　　沈约是南朝大学者、大作家，也是梁武帝做臣民时的老朋友，不仅文章写得特别好，而且与梁武帝的私交也很深，但在毫无“雅量”的专制帝王面前，你再有能力和才学，你和他原来的关系再怎么好，最后也得处处“学龟头缩”和“装孙子”，否则他就不舒服，就会变着法子掀起一个个“运动”来整治你这类“旧知识分子”，让你永远没有好日子过。

　　与梁武帝一样，隋炀帝嗜好文学，也确有几分才气。但这个人好大喜功，死要面子，老子天下第一思想特别严重。他对侍臣说：“人们难道认为我是靠父辈的原因才当上皇帝的吗？即使让我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也该做天子。”（《隋书•志第十七•五行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自然不能容忍别的文士在诗文上超过自己。

　　有一次，隋炀帝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命众文士唱和，大家深知他的德性，也就假装押不好这个韵，只有薛道衡“迂”得很，所和之诗最佳，其中“空梁落燕泥”一句尤受激赏，当然也特别使隋炀帝忌恨。据说薛道衡临刑前，炀帝曾带着几分嘲弄的口气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还有一个叫王胄的文人，也和薛道衡一样“迂”，所作诗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超过了炀帝的《燕歌行》，结果也使炀帝心怀不满，顿生忌恨。王胄被诛时，炀帝同样幸灾乐祸地问：“你还能吟出‘庭草无人随意绿’那样的诗句来吗？”（《隋唐嘉话》上）

　　读书人遇到如此专制者，是有理讲不清的。为免才高遭忌，不装拙避名，行吗？
　　故意写坏一篇文章或几行字，败坏的也就是个人的名声，但鲍照是中书舍人，专门为朝廷起草公文，他写文章“多鄙言累句”，不是要降低公文质量，影响政令推行，给工作造成损害吗？！当然，同隋炀帝一样，宋孝武帝也是个暴君，他才不会管那么多，否则，以帝王之尊，怎么会同一般文士争名呢？
　　记得清朝嘉庆皇帝爱新觉罗•颙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政治就是文章，何必炫耀文字！”在这一点上，这位统治者可谓识大体，要明智得多。
　　二
　　一个人有才学，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帝王有了才学之后，却会适得其反呢？这是因为，帝王一旦觉得自己才学很高，可以傲视“群氓”，他就会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那些臣民们，不管是发自内心的钦佩，还是慑于威权说些违心的恭维话，在帝王面前自然都会对其赞美有加，何况为了宣传与论证专制统治的至上性与神圣性，由其豢养的帮闲文人的重要职责，就是宣传专制统治者的天资与博学，他们不仅鼓吹帝王才学是专制统治的门面与旗帜，而且把它装扮成专制统治的道义基础，好像凡为帝王，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享九五之尊，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赞颂、鼓噪和宣传，最后自然会把帝王塑造成一个“万能”的神，一个只习惯别人服从，不允许异议存在的独裁者。

　　帝王一旦被捧上神坛，别说重新着地，就是想谦虚一下也是不可能了，骄傲、自大、狂妄、胡来，就是他的必然归宿。这就是才学与至高无上权力结合在一起而生出来的怪胎。此时，少数清醒的臣民对帝王的怪异言行即使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但要纠正已经很难了，因为“万能”的帝王已经不习惯听取别人的谏言。他成了百分的正确，千分的伟大，万分的神圣，此时的他怎么还有错误产生呢？所以，他丝毫听不进忠正谠言，只有那些甜言蜜语能进入他的耳中。

　　帝王的才学，最终竟然成了其走向专制的帮凶，这大概是善良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吧！
　　三
　　帝王有了才学，即使没有成为暴君，也往往会把国事搞得一塌糊涂并最终走向亡国之路。后蜀的孟昶、南唐的李煜、陈朝的陈叔宝、北宋的赵佶等等，都是才学很高的人，可是他们的结局，竟然与梁武帝和隋炀帝一样，也都成了亡国之君。所以说，越是有所谓才学的帝王，越治理不好国家，这样的事实，不管人们承不承认，都是客观存在和历史事实。

　　据民间野史和一些笔记资料记载，孟昶兴趣广泛，能诗善文，颇具才学，名噪当时，是五代后蜀一位有名的词人，所作《玉楼春》词工韵清，娓婉动人。孟昶尤其对楹联很有研究，亲笔书写的对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据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