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孟昶却有着文人皇帝的通病。他在位三十年，喜于奢侈游乐，懒于朝政，唯具雅好词曲，时而打毯走马，时而操弄方士房中之术。他常同臣下笙歌宴饮，锦绣阵里，玉臂交绕，浅斟低唱，销解了帝王应有的一腔英气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豪迈情怀。最终怯懦不能守社稷，成为亡国之君，这不能不说是皇权符号下的一种身份和角色的错位。

　　南唐后主李煜也是一个才华横溢，能书善画，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大艺术家。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是历代帝王中所罕见的。尤其是其词作，艺术成就极高，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开创了一个词史上的新时期，因而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作为皇帝，李煜性骄佚，好声色，热衷于吟诗作赋，沉迷于佛教，不理朝政，疏于治国，在位期间对北宋卑躬屈膝，不断以金帛珠宝结宋朝皇帝欢心，但终不免为亡国之君。之所以如此，就是他的诗人气质太浓，感性战胜了理性。

　　亲手建国、亲手亡国的梁武帝萧衍也是个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喜欢按照自己喜怒好恶行事的人。他称帝后，不仅宣布佛教为国教，而且大修寺院，结果社会财富大量流入佛寺，大量劳动力成为僧尼，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受到极大损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自己多次舍身佛寺，表示要出家做和尚，不当皇帝了。但是每次舍身，最后都由群臣用钱赎了出来，赎身钱共花了好几万万文。

　　陈后主陈叔宝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却在辞赋上有着很高的造诣，创作了许多辞情并茂的好作品，以《玉树后庭花》最缠绵悱恻，直陶醉得他不知今夕是何年，于是所有军国政事，全不放在心上。隋文帝杨坚派五十万大军南下灭陈，陈叔宝自信有长江天堑可保无虞，建康宫中，依然歌舞升平，日日宴饮如旧。前方的告急文书送到朝廷，他甚至懒得拆看，全都弃置一边，真是愚蠢可笑到了极点。杨坚后来知道这一情况，直骂陈叔宝是个“大活宝”。他是把陈叔宝当作皇帝来看待的，而在陈叔宝眼里，做诗度曲才是正业，兴趣也全在这上头，管理国家只不过是他偶一为之的“副业”而已。

　　就艺术天赋和才能来说，宋徽宗无疑是古代帝王中最高的人。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当之无愧地可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他绝对会成为彪炳千古、超绝一时的大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史上，他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然而，他轻佻放荡，性好游玩，骑马，射箭，蹴鞠，无所不好；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样样喜爱。他还经常轻车出游街市、郊野，异想天开地在汴京人工筑造一座方圆十余里的万岁山供自己游玩，为此派朱勔主持苏杭应奉局，四出搜求花石竹木，百姓家中凡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的，全被指名强取，最后竟然迅速演变成为全国规模的“花石纲”大劫难，最终导致北宋帝国走向败亡。宋徽宗的这些表现，哪里像个帝王？他不仅充满艺术家的浪漫情怀，而且只服从内心感受的召唤，凡事都按自己的喜怒好恶决定，让这样的人治理国家，能有什么好结果？

　　隋炀帝杨广更是一个典型的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感性色彩的人。他确实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绝顶聪明，但他的性格中却有作为一个帝王最致命的许多弱点，其中之一就是好大喜功，死要面子，时时刻刻都想得到别人的捧场和夸赞，在对外交往中也是如此。比如与外国的贸易应该是互利的，但在杨广朝贡式贸易思想指导下，主要是向西域国家炫耀隋朝的富有，所以隋朝政府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为了“盛情款待”西域商人，他不仅让其免费吃饭，免费住宿，而且在洛阳大演百戏，前后达一个月之久。有一年，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为了炫耀自己的富强，企图使他们畏服，杨广下令洛阳点缀市容，用五颜六色布匹装饰店铺和树木，市民都穿上华丽服装，装扮成一派歌舞升平、欣欣向荣的景象。杨广用巨额财富赚取空洞名声，用钱引诱西域各国商人和使者前来朝贺，面子赚足了，钱却赔光了。杨广还不断对外用兵，说穿了也是面子问题。一是炫耀本朝国富兵强，二是打得你绝对服从我。杨广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导致帝国迅速崩溃，实在得不偿失。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像李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这种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艺术素养的天才，事实上就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艺术型人才。这种人大都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天外，心骛八极，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对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则不屑一顾，甚至加以蔑视；他们满脑子奇思异想，遇事多凭感情出发，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再加上皇权帝制赋予他们的无上权力，就不难明白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许多故事了。

　　四
　　帝王的才学既然无助于他治理好国家，相反还往往成为其走向专制的帮凶，那么，一个帝王，就未必需要很高、很精、很深的才学，甚至也不需要有多么聪明，但一定要有理性的思维、谦虚的品格、宽广的胸怀和磁石一样的凝聚力。历史上的有为之君如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等，读的书远远比不上杨广，艺术天赋更不能与李煜和赵佶等人比肩，却比他们会治理国家，能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大概古人早就发现或说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对帝王沉迷于读书尤其是吟诗作赋给予规劝和反对。这方面的例子不可胜数。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其好学精神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不仅精通五经，博涉史传，而且经常亲自动笔写文章。据说，自太和十年（486年）以后，北魏颁布的诏令、策书，多半是拓跋宏亲自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他也都亲自下笔。他还写了其他文章，数量不下数百篇。如果说，清朝的乾隆皇帝是历史上写诗最多的皇帝，那么，拓跋宏无疑是古代撰写公文最多的皇帝之一。然而对他的“目翫坟典”、“日成篇卷”，北魏中书侍郎韩显宗却公开上书表示反对（《北史•韩麒麟传附韩显宗传》）。

　　李世民有一段时间对读书作文也颇感兴趣：“数年已来，耽翫书史，每作文詠，兼诸手笔。”对此，褚遂良、刘洎等大臣不仅不赞颂，而且先后上表进行规劝（《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九、卷一百五十一）。
　　对韩显宗、褚遂良等人的做法，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不仅十分认可，而且在谈到古代皇帝写诗最多的乾隆时，还不无讥讽且十分遗憾地写道：“才同倚马，载可汗牛，乾隆臣工倘有如韩显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乎？”（《管锥编•全后魏文卷三一》）
　　乾隆臣工当然有“韩显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他叫李慎修。
　　乾隆一生写诗四万余首，数量几乎等同《全唐诗》。据《清史稿•李慎修传》记载：有一次，乾隆召见江西道监察御史李慎修，用自得的口气问他会不会写诗？李慎修趁机进言道：“皇上一日万几（机），恐以文翰妨政治，祈不以此劳圣虑。”乾隆觉得他说得完全正确，就作了一首诗记述这件事。诗题很长：《李慎修奏对，劝勿以诗为能，甚韪其言，而结习未忘焉。因题以志吾过》。看来乾隆也是个明白人，只是“积习难改”罢了。其诗云：“慎修劝我莫为诗，我亦知诗可不为。但是几余清宴际，却将何事遣闲时！”（《晚清簃诗汇》卷二）后来乾隆见到李慎修，还不忘表扬他一番：“是何眇小丈夫，乃能直言若此？”慎修回答说：“臣面陋而心善。”乾隆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