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的皇帝也就是皇太子的“好文”行为，古代有识之士也不忘予以提醒和告诫：明成祖的长子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一度迷恋写诗作文。对他这种“好学上进、兴趣高雅”的行为，感到欣慰并给予夸奖的人自然有不少。太子赞善王汝玉甚至唯恐朱高炽的写作水平提高不快，特意找了一本专讲诗法技艺的书籍让这位未来皇帝学习。当时也在东宫工作的太子左谕德（太子老师）杨士奇知道后，却很严肃地告诫说：“殿下应当用心学习《六经》，有空则读读两汉诏令。吟诗作赋只是雕虫小技，不值得浪费时间和心思。”（《明史•杨士奇传》）

　　有识之士反对帝王“嗜学好文”，帝王们自己又是何种态度呢？
　　在唐朝皇帝中，唐文宗李昂不仅对文学情有独钟，而且确实能写几句歪诗，《全唐诗》就收录了他的五首诗和一则《夏日联句》。有一天，他在麟德殿召见翰林学士丁居晦，专门讨论文学问题。当谈到杜甫、李白等文学前辈时，唐文宗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既崇敬又羡慕的意思，丁居晦却毫不客气地顶了他一句：“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唐文宗不仅不以为忤，事后还津津乐道地告诉宰辅大臣：丁居晦很不错，有见识，敢说话，完全可以胜任御史中丞一职。不久丁居晦果然被委以御史中丞要职。御史是言官，中丞是言官的首领，只有敢于讲话者才能胜任（《册府元龟》卷五百一十二）。

　　还是这位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四月二十九日，又和宰相共同探讨历代诗歌的优劣——可见作为文学爱好者的他对诗歌确实十分钟爱。大臣们不解风情也就罢了，郑覃却偏要一瓢冷水当头泼来：“历代的优秀诗作，没有能和《诗经》相比的。《诗经》三百篇，都是当时国人赞美或讽刺朝政得失的作品。君主派人把这些诗篇收集起来，了解民间风俗和对朝政的意见，并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写诗的。后来诗人的作品，大都华而不实，于事无补。陈后主、隋炀帝都擅长作诗，却不免亡国，有什么值得陛下效法呢！”（《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对这位“愣头愣脑”的郑覃，唐文宗同样十分敬重。

　　另据《全唐诗》卷四记载，两年后的开成三年（838年）十一月中旬，实在爱好诗歌的唐文宗的“诗瘾”又发作了，于是提议在宫中增设新的工作职位“诗博士”（《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说是“诗学士”），以方便他与这些有诗艺特长的“诗博士”共同学习和探讨诗歌技艺。哪料想宰相李珏当即表示反对：“今翰林学士皆能文词，且古今篇什，足可怡悦圣情。”唐文宗只好放弃这一想法，彻底死了这份心。

　　肯定别人的意见，自然就是否定自己的行为，唐文宗是何种态度，也就不言而喻。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说自己（文人型官员大都如此）“不喜为吏”、“惟酷好学问文章”（《韩昌黎集》卷十五、卷三十九）。十七世纪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李恕谷先生也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恕谷先生年谱》卷二）像乾隆这种“以诗为能”并到了“结习未忘”地步的皇帝，不贻误工作、不荒废政务是不可能的。

　　对帝王“好文”必害政认识最深刻的帝王是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四年（594年）闰十月，成了俘虏的陈后主陈叔宝受邀来到洛阳城北面的邙山，在陪侍隋文帝饮酒时赋诗说：“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上表请求隋文帝东封泰山。对他这种献媚行为，隋文帝表面上很客气地给予了答复，内心其实十分鄙视。等下一次侍宴结束时，隋文帝注视陈叔宝离去的背影，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能把作诗的功夫用在处理政务上，天下事有何不能得到有效治理！……陈叔宝这个活宝真的非常可笑，这大概是老天爷要让陈朝灭亡吧！”（《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

　　诚哉斯言！这才是皇帝应该说的话！
　　五
　　古人反对帝王“目翫坟典”，不欣赏他们的“日成篇卷”行为，是不是不让他们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呢？显然不是如此。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在搞“愚君”政策了。从杨士奇的谏言里，我们不难感知，他们只是反对帝王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读一些文学书籍上，而对于《六经》和两汉诏令之类有利统治、为政有益的书籍，他们不仅不反对帝王阅读，而且大力支持和鼓励。也就是说，一个人读什么书，应该有所选择，不要什么书都读。读书也要适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要从有利于工作出发，不能只满足于自己的口味和欲望，要读就读那些对工作有帮助、有提高、有教益的书。对于日理万机的帝王来说，文学书籍偶尔读读并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沉迷其中；文章偶尔写写也是可以的，但不能以此为能，更不能与天下文士争长短、比高低。文章只是文人的事业，政绩便是帝王的文章。政务都忙不过来的帝王，哪有时间和精力沉迷于闲雅文艺之中。就算他十分爱好吟诗作赋，怕也是有心为之而无力企及。所以帝王们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假充斯文，那不是你的正业。

　　总之，作为帝王，为政而好文是可以的，为文而好文就不行。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帝王的才学，应该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因为对帝王来说，所谓的才学，其实只是他个人的一些可笑的点缀，是不值得特别看重的，更不应该炫耀。帝王的本职是治理国家，富裕人民，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为社稷求发展、为苍生谋福祉的巨大担当精神和行政才能。帝王应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在治理国事上，勤政才是正道。如果认不清这一点，偏要以才学自许，必然会本末倒置，最终成为他的累赘和祸害。

　　所发文章转载至《秘书生态——两千年中华秘书人物的人生棋局》，定价29.8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日期：2010-10-05　19:40:27
　　不留文名也无憾
　　一
　　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后汉隐帝刘承祐宠任外戚，听信谗言，先诱杀了在京（汴京）的开国功臣杨邠及大臣史弘肇、王章等人，随即又派遣密使去各地杀掉郭威、王殷、王峻等人。郭威、杨邠、史弘肇都是顾命大臣，受遗诏辅佐隐帝，威望很高，却无辜惨遭杀害或将被杀害，从而引起朝野强烈不满。担负卫国重任而又刚刚讨平三镇叛乱，为国家稳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且以枢密使名义节制河北各州军事的郭威得知汴京事变后，当即以“清君侧”为名在邺都起兵，渡河南下，杀向京城。几天后，郭威兵临汴京城下，刘承祐在逃跑中为乱军所杀。

　　郭威的部队进入汴京后，因事先得到郭威的默许，其手下大肆杀人放火，四处抢掠财物，一时节京城烽烟四起，百姓纷纷逃离家园。王殷等人向郭威进言说：“不制止抢掠，今晚就只剩一座空城了！”郭威这才命令众将领各自约束自己的部下，严禁抢掠，不服从命令者就地正法。到黄昏，混乱的局面才基本安定下来。
　　等到京城一切平定下来之后，郭威这才想起应该赶快找到一个人，他叫范质，是后汉朝廷的翰林学士，郭威要重用他。
　　手下人得到指示后，在汴京城里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才把躲在民间避乱的范质寻访到。那天正下着大雪，天气奇冷，衣着单薄的范质跟着兵士来到郭威面前时，郭威真是高兴无比，立马脱下身上的紫袍披在范质身上，然后请他起草太后诰令和迎接新国君的礼仪规则等文件。这些文件虽然都是在匆忙间写成的，但范质的笔调、所用的措辞以及文件的内容都十分得体。不久，郭威推荐范质担任枢密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