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坡志林》卷二当中，苏轼写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在中书省做中书舍人，专门为朝廷起草公文。当时，执政大臣被中书省频发的泄密事件搞得非常头痛，就想在中书舍人厅的后院编织一排篱笆或砌上一道围墙，把舍人院封闭起来，禁止本省其他人员入内，严防泄密事件发生。苏轼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发议论说：“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栽篱插棘！”听者无不捧腹大笑。当时的执政大臣是司马光、章惇等人，他们都是苏轼的好朋友，见苏轼反对这件事，就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不久，苏轼受到重用，到翰林学士院做学士去了，也就是由中央政府秘书改任皇帝政治秘书。苏轼走后的第二年，执政大臣终于下令把这道围墙修了起来。后来在一个休息日里，苏轼读白居易的《乐天集》，其中有段话，是这么说的：“西省北院，新构小亭，种竹开窗，东通骑省，与李常侍窗下饮酒作诗。”他才知道，在唐朝，中书省（西省）和门下省（东省，也叫骑省）的办公场所都是互通的，两省人员工作往来不仅十分方便，而且文友之间还能经常在一块饮酒作诗，如今在本省内部，却修建围墙，禁止人员通行，这不是防己如防贼嘛！苏轼因而很不是滋味。他是一个心直口快之人，于是大发感慨说：“今日本省不得往来，可叹也！”

　　读了苏轼这段记载，在感情上，我和他也是相通的，觉得要搞好保密工作，防止泄密事件发生，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制度，加强队伍管理，巩固思想防线，提高保密意识等等，这才是治本之法；而增设一排篱笆或多砌一道围墙等做法，无非是治标而已，确实起不到多大作用。但在理智上，我又知道，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力机关和机要部门，中书省和中书舍人院历来都是重点保密单位，这样的地方频频发生泄密事件，作为执政大臣来讲，当然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和措施，防止此类事件继续发生。因此，苏轼在这件事情上“乱发议论”，只能表明他风趣幽默、性喜谈谑，并不说明他的意见就比执政者高明。

　　苏轼无疑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胸怀旷达，生性幽默，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个非常喜欢开玩笑的人，他的幽默和乐天精神无处不表现出来，就是“乱发议论”，也能体现这一点，确实非常有趣。但苏轼毕竟是文化名人，头上有许多光环，和执政者又是朋友，自惜羽毛的其他官员，岂敢乱开这种玩笑。另外我还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苏轼对唐朝的保密工作和防泄密措施，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唐朝，单位与单位之间相互敞开大门，这种现象固然普遍存在，但在某些重点保密单位和部门，相互设防甚至戒备森严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其次，苏轼“乱发议论”，反对在中书舍人厅后院“栽篱插棘”，虽然有趣，但这个话语权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属于唐朝官员吕太一。《大唐新语》卷之八记载的这段史料，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户部，令墙宇悉竖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报曰：‘眷彼吏部，铨综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篱插棘。’省中赏其俊拔。”

　　吕太一是唐玄宗开元时期的一个官员，时任户部员外郎。这是一个比较能干且自视甚高又具有特殊背景的官员。早在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吕太一做洹水县令时，就受到侍中魏知古的欣赏，特意上表推荐他到朝中工作；吕太一任中书舍人时，又受到宰相张嘉贞的欣赏和倚重，当时有议论说：吕太一是张嘉贞手下四大得力干将之一。因此，吕太一这个官员，职位虽然不高，只是户部的一个中层干部（相当于现在的副司局级，也就是户部办公厅副主任之类角色），但由于背景较硬，与高层领导关系密切，所以说话办事都比较大胆。正因如此，当吏部向户部发文，要求他们在本部的围墙上全部插上荆棘（犹如现在有些庭院建筑的墙头上插上碎玻璃一样），严防两部吏员爬墙互通情报时，他才敢在吏部的来文上批写道：“我想你们吏部，是选拔人才、管理干部的部门，只要你们自己做到公正廉洁、任人唯贤、不遗漏人才就行了，何必要求我们户部在围墙上插上荆棘！”户部其他官员可能对吏部的这道来文也有看法，或平时就对六部之首的吏部很有些看不惯，或两者兼有，总之，他们看了吕太一批写的这段既俏皮风趣又有失礼貌的意见后，不仅十分赞同，而且夸奖他豪迈洒脱、超群拔俗。

　　吏部之所以向户部发出这道文件，是因为有唐一代，主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吏部一直是纳贿弄权的“大本营”，那些在任的或候选的官员，那些跑官、要官和买官者，常常来这里探消息、找关系、寻门子、走路子，有身份、有地位、有品级的吏部官员，由于自惜羽毛，怕犯错误，一般来讲不会轻易对外泄露官员任免信息，更不敢随便接受别人的请托为他们办理违法乱纪之事，但吏部机关中没有品秩的一般办事人员，即所谓的吏员可不一样，他们中的有些人，由于既能接触大量机密信息而又无所谓政治前途方面的考虑，因而惯于泄密通风、营私舞弊，只要有机会，什么人送上来的好处他们都敢要，什么乌七八糟的事他们都敢办。吏员弄权现象不仅吏部机关有，其他政府机关也普遍存在，所以历代的保密理念，都把防范吏员泄密作为一个重点，不仅规定他们不能外出，必须留宿机关，而且严禁任意串岗，这种内部防范措施不可谓不严。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面对制度和纪律上设置的种种约束，吏员们自有办法进行突破，并想尽一切办法达到弄权纳贿的目的。当时，户部与吏部的办公楼紧密相连，两部之间虽然各有围墙，人员不能随意往来，但因为围墙比较矮，吏部的吏员便与户部的吏员勾结起来，相互之间经常爬墙传递信息，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吏部才向户部发出牒文，希望他们配合行动，在各自的围墙上再安上一道防护网，彻底阻断两部吏员之间的不正当交往。

　　应该说，吏部的要求是合情合理、完全可以理解的，户部本应积极配合其行动，为共同维护政府信息安全而努力，然而谁会想到，户部员外郎吕太一却是一个“愣头愣脑”的角色，他不仅不理解和支持吏部的做法，反而毫不客气地在吏部的来文上批了这么一段意见，吕太一这样做，虽然博得了同事的盲目夸赞，但对工作是非常有害的，就像苏轼“乱发议论”只能表明其风趣幽默、性喜谈谑，并不说明他的意见比执政者高明一样，吕太一同样是在拿工作开玩笑，是一种极不严肃和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这件事情上，吏部当然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主要是他们的牒文用词有问题。两部之间有什么事情需要共同配合办理，本应用平等的语言进行沟通和协商，但当惯了龙头老大的吏部却在牒文里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用生硬的语气要求户部做这做那，两个不相隶属的同级部门之间行文，怎么能颐指气使地用“令”字呢？这就怪不得吕太一等户部官员非常反感了。但无意用错词语与故意负气抵触毕竟是两码事，吕太一感情用事，确实极不应该。

　　日期：2010-10-17　19:25:54
　　嗜酒乱性又败身
　　酒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一柄神奇的双刃剑。它既能释放人性，亦能颠倒人性；既可是睿智的思想，亦可是污浊的泥浆；既是勇敢、思想、激情和欢乐的代名词，也是邪恶、卑劣、罪恶与黑暗的催化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醉后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对好酒者而言，酒无疑是好东西。但有道是“爽口食多偏作病，快心事过恐生殃”。再好的东西也不可多用，再美的食物也不可多吃，何况是酒。
　　但人类最难战胜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于是古往今来，为酒所害的人不知有几，其中包括许多有才华的中华秘书人物。

　　“若要断酒法，醒眼看醉人”。如果你是秘书，又酷爱杯中物，不妨看看这个为酒所害的王著的故事。
　　王著，字成象，单州单父（今山东单县）人，后汉乾祐年间（948—950年）考取进士，历仕后汉、后周、北宋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曾两次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开宝二年（969年）冬天暴病而亡，年仅四十二岁。
　　乾祐三年（950年），郭威被任命为邺都（今河北大名北）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他的内侄柴荣就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柴荣听到王著的名声，就把他召来做门下士。这年十一月，郭威以“清君侧”为名在邺都起兵，渡河南下，去首都开封夺权时，柴荣留守邺都。次年正月，郭威即位为帝，柴荣被任命为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王著在其手下做观察使。显德元年（954年）正月，郭威病死，柴荣继位做皇帝，是为后周世宗，王著担任度支员外郎。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任命王著为翰林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