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书中所说的“朋党”问题，是北宋时期尤其是宋仁宗在位期间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朝臣间一直争论不休。皇帝害怕“朋党”的心态从来都是相通的，因为他们坚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扰乱朝政，涣散人心。而北宋统治者对于臣僚纠结“朋党”的警戒训示，恰恰促使了“朋党”之议的勃兴。作为政治利益群体，“朋党”范畴的不确切，又往往使其难以查实而易于被利用；同时容易激发情绪冲动，调动群体间的敌对意识，导致酷烈的派系政争。为此，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文章《朋党论》，驳斥所谓“朋党”之说。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当然，此文也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作用，那就是使得宋仁宗对“朋党”问题更加警惕和厌烦。

　　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替他讲话，并没有个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赏的。因此，所谓“同党”，不过是“同道”而已。然而，不仅范仲淹、富弼等人因“朋党”问题而被迫离开朝廷，现在杜衍又被认定是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后台而受到贬斥。可见，所谓的“朋党”问题，对政局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它不仅使许多贤人君子蒙受其害，而且成为导致“庆历新政”最终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杜衍罢相的根子虽然是因为“朋党”问题，但其导火索或说问题的引子，却是所谓的“焚劄灭迹”事件。要说清楚此事，还得从一百二十天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说起。
　　庆历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杜衍被任命为宰相时，资政殿学士、知青州陈执中也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是宰相的副手。这一任命本来十分平常，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它居然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并为以后的政局发展埋下了祸根。
　　如果说，杜衍担任宰相是众望所归，那么，陈执中出任参知政事，却存在不少争议，因而遭到谏官蔡襄、孙甫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争相上奏，说陈执中性格刚愎，没有学问，不可任用他执掌朝政。宋仁宗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执意派宦官拿着任命书到青州催促陈执中来京赴任，并且带上口信说：“朕任用爱卿，满朝官员都认为不行，朕没有理会他们的闲言碎语，坚持要用爱卿。”第二天，谏官们又上殿，打算再次论说此事，宋仁宗却铁青着脸对他们说：“莫非还想谈论陈执中的事情吗？朕已经派人去青州召他入朝了！”谏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再说什么。

　　谏官们没能轰走陈执中，带头“起哄”的蔡襄和孙甫自己却待不住了，于是分别向宋仁宗递交了辞呈，请求到地方上任职。孙甫递上辞职报告后不久，就出使辽国去了。
　　陈执中进入政府后，自恃有宋仁宗撑腰，根本不把宰相杜衍放在眼里，议事每每与其唱反调。当初，蔡襄、孙甫请求出外任职一事被交付中书省议处，要他们拿出具体意见。杜衍等人考虑到谏院人手不够，过了几天，便借汇报工作之机，当面向宋仁宗请示道：“谏院如今缺人，能不能暂且留下孙甫等人在谏院效力？”宋仁宗没作明确表态，只是勉强点了点头。杜衍回到中书后，立即让秘书起草劄子，通知孙甫等人照常到谏院上班。

　　劄子是唐宋时政事堂（宰相集体办公和议政的地方）使用的一种公文文体，而宋朝中书用人又具体表现为“堂除”和“部注”两种方式。“堂除”就是政事堂直接任命，“部注”则是通过人事主管部门经办的任命，同样置于宰相的领导之下，很显然，“堂除”方式更直接体现了宰相的用人意志。
　　当时，中书有两位宰相，一位是杜衍，另一位是章得象。章得象做宰相已经多年，是一位儒雅的长者，脾气不急不躁，历来循例办事。劄子写好后，秘书送请章得象署名，他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按规定，“堂除”用人，参知政事也要在劄子上署名，才能最终生效。可是当秘书拿着劄子请陈执中署名时，却遇到了麻烦。陈执中不仅不肯签字，而且阴阳怪气地说：“圣上并没有这方面的明确旨意，此事应当再次请示皇上，干嘛这样着急？”秘书回去禀告杜衍，杜衍仔细一回忆，想起宋仁宗确实没有明确表态，一气之下，就赶紧把劄子给烧了。陈执中由此借题发挥，诬陷杜衍说：“杜衍与蔡襄、孙甫二人结为朋党，想留他们在谏院工作，等臣觉察其中内情后，他就将劄子烧了，以消灭罪证。”宋仁宗最能听进陈执中的话，结果，不仅蔡襄和孙甫被发落到地方上任职，杜衍自己也丢掉了宰相职务。

　　由于陈执中视蔡襄和孙甫等人为不共戴天的仇人，而孙甫原来又是杜衍举荐任用的，他们两人的关系很不一般，陈执中现在不肯在留用孙甫等人的劄子上署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得知陈执中反对后，杜衍不容分说就将劄子烧了，却真的把人给弄糊涂了：这里面难道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其实，只要熟悉宋朝中央对用人权的划分，就完全能够理解杜衍为什么会这样做。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凡立后妃，封亲王，拜宰相、枢密使、三公、三少，除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加封，加检校官，并用制。”也就是说，皇帝只负责任命高级和要害部门的官员，其余官员的任命一概由宰相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宋朝君主对谏官人选的高度重视，不仅规定“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与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纲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擢，则权不下移”（《宋史•柴中行传》），而且在庆历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杜衍出任宰相前不到一个月，宋仁宗为了防止宰辅大臣与谏官结为“朋党”，曾特别下诏规定：“自今以后，任命台谏官员，不得任用现任辅政大臣所推荐的人。”（《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七）也就是说，宰相不仅没有任用台谏官员的权力，而且也不得向皇帝推荐台谏官员的人选，即使推荐了，也不得任用。这是几个月之前才发布的新规定，杜衍等人当然心知肚明。

　　宰相既然没有“堂除”谏官的权力，杜衍为什么要这样做？老宰相章得象又为什么愿意签上自己的名字？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一是这次是留用官员而不是任用官员；二是宋仁宗已授权中书拿出具体意见；三是宋仁宗是否点头答应了此事（即准许孙甫等人继续留在谏院工作），如果答应了，杜衍等人的做法就合乎法定程序，如果没有答应，就要另当别论。杜衍等人当然认为宋仁宗是答应了此事的，而陈执中强调宋仁宗没有明确答应此事，也不是没有道理。由此看来，杜衍想留孙甫等人继续在谏院供职，虽然多少有些私心，但不能说完全不符合程序。假如杜衍不意气用事，当时头脑能够冷静一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将劄子焚毁，而是依据陈执中的意见，再次向宋仁宗请示汇报，然后依情斟酌处理，也许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被动局面了。正是杜衍这一明显情绪化的举动，才落下了“朋党”之名，最后促使宋仁宗对执政班子再次进行改组和调整，从而影响北宋政局的发展和走向，这是非常让人遗憾和痛心的。其中教训，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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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0-10-21　19:25:05
　　命运真会捉弄人
　　一
　　世上真的有许多机缘巧合会决定或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五《定数十》记载的这件事，就是如此：“唐吏（兵）部侍郎卫次公，早负耿介清直之誉，宪宗皇帝将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学士王涯草麻，内两句褒美云：‘鸡树之徒老风烟，凤池之空淹岁月。’诘旦，将宣麻。案出，忽有飘风坠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辍，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终于淮南节度。”

　　这段引文的意思是：唐朝吏部侍郎（应为兵部侍郎）卫次公，一直有耿直清廉的良好声誉，唐宪宗早就想任命他为宰相。一天晚上，忽然召来翰林学士王涯起草任命卫次公为宰相的制书，其中有两句褒奖的话是：“鸡树之徒老风烟，凤池之空淹岁月。”第二天早上，将宣布决定，刚打开制书，突然一阵风起，将制书吹到了地上，左右的人想接但没有接住。皇帝于是改变了主意，命令宦官停止办理这件事，并且说：“如果制书已经发下去了，就继续办理执行；如果还没有发出，就停止办理。”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没有任命卫次公为宰相，卫次公死时，官职是淮南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