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契约论两大假说均失效的情况下，上个世纪学术界一套自圆其说的“治水社会论”便大行其道，风光一时。该理论的萌芽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大概是在国家开始出现那个时期兴建的，集权的萌芽很可能是在治水需要的前提下扎下。这个想法的集大成者是魏特夫，他在其著名的历史著作《东方专制主义》里仔细阐述道，任何大型的复杂的灌溉系统或水利管理，都需要有集中统一的行政系统来予以修建和维护，由于这项工程需要控制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于是产生了集权乃至大一统的倾向。

　　在中国，对水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造就是著名的大禹治水，在冰河时代晚期，冰川融化，造成普遍的洪水和海侵。那时候，能挡“万年不遇水患”的三峡工程还未建立，一场浩浩洪水淹没大地。从西方的诺亚方舟到东方的大禹治水，各民族都有大洪水的传说，大洪水在人类的古老记忆中留下了痕迹。秦人的先祖伯益由于善驯鸟兽鱼虫，熟悉山川沼泽等各种地形，便与契、后稷一同跟随大禹治理水患。

　　负责这项工程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后代都成为创世纪的人物：大禹的儿子启开创了夏王朝；契的后代汤建立了商王朝；后稷的后代姬发开启了周王朝；伯益的后代嬴政统一了秦王朝。这难道是凑巧？
　　这个理论乍一听很有道理，还有史实应证，专家们没怎么仔细研究就当成真理了。著名的黄仁宇也赶时髦，信了这套，在著作里把“治水社会论”大加发挥：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６５１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就要求各国不得擅自阻塞河道。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３３２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④

　　我不明白的是，春秋战国到了最后却是没有水患的秦国统一天下，莫非是历代秦王特别好心，为了帮治水，就把六国灭了，以便统一管理水利工程？
　　黄仁宇紧接着推导：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非不知道这件事，他统一后碣石颂秦德，宣扬“决通川防”的功绩。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⑤
　　原来，世界上第一位深刻地认识到“治水社会论”现象的人居然是秦始皇？！从伯益到秦始皇，为了治水这一光荣的事业奋斗了祖孙几十代人，真可谓是持之以恒，皇天不负有心人啊。
　　---------------------------------------------------------------------1 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由斯大林提出，郭沫若等学者发挥，成为现在教科书的正规说法
　　2奴隶社会本意是以大规模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以古希腊、罗马为典型

　　3见《法学总论》
　　4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5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日期：2011-03-18　15:36:25

　　※国家是怎样诞生的？（2）
　　灌溉是人类工程史上的第一大真正的奇迹，它不但带来了耕种面积的增加、粮食产量的提高，从而养育了更多的人口，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人类的组织协同能力。灌溉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需要统一的调度和安排，还需要协调不同人群的利益关系：上下游、左右岸，对于水的需求都会有不同、有冲突。直到现在，乡村里因为灌溉而产生的纠纷、械斗乃至族争，依然很常见。因而，灌溉既是在改造自然，也是在改造人类——自我管理的效率提高了，大型的共同体进一步成形。

　　这套典型的治水社会说，从理论上讲头头是道、无懈可击，唯一的缺点是不切实际。
　　根据这一说法，生活在宗法大家庭的居民大概预见到大规模的灌溉系统会带给他们巨大的财富（与其说是高瞻远瞩的预见力，不如说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些富有远见的人决心把他们小小的效率低下的部落联盟合并成一个组织庞大、结构复杂的国家，互不相识的人来到谈判桌前商定治水计划。　
　　不同血缘的人联合起来了，他们筑堤坝、挖水渠、建运河、修水库，花了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大型灌溉网络。他们完成了前人不敢相信的壮举：控制河流，为我所用。他们发现了团结的力量，开心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结果团结团结，把自己团成结，钻进了被统治阶级的行列。
　　治水社会论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明显夸大了水利灌溉工程的作用。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墨西哥，小规模的灌溉系统在国家出现前便已存在了。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兴建与国家的出现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形或的大多数国家中，灌溉系统始终是小规模的，当地社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修建和维护。
　　中国也是一样，当皇帝获得专制权力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全国性的灌溉系统。地方上的水利设施是有一些，但是诸侯就足以应付，根本不需要周天子来指导他们怎么干。而在全国范围内，水利灌溉事业真正巨大的发展，乃是汉武帝时期的事情。这时距离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经有近百年之久了，国家机器也已经产生了有两千多年。

　　根据治水社会论，西方也应该是通过建设水利工程形成中央集权国家，但古希腊、罗马却有着民主制传统。魏特夫的解释是：由于海洋性气候影响，欧洲国家的农业是靠天下雨灌溉的，而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农业则是靠水利工程灌溉的，国家对水利灌溉工程的管理决定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形成。
　　看来魏教授不知道中国的黄土地带适合黍稷等耐旱作物的种植，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不需要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商代的甲骨文有不少问雨的占卜，却没有治水的卜问。从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中，也看不出西周有由国家管理的巨大水利灌溉工程。魏特夫认为：“高度系统化的中国治国策手册《周礼》谈到有专职官吏把灌溉用水从水库和较大的运河引导到各种较小的运河或沟渠中去。”①事实却恰恰相反，《周礼》中的沟洫制度其主要作用不是引水灌溉，而是排涝。让田野中的积水，按照畎、遂、沟、洫、浍的顺序，通过由窄而宽、由浅而深的排水系统，最后汇入河川。②

　　魏特夫推断，随着治水农业的发展，周朝逐渐加强了它的管理者的和官僚主义的强度。但历史事实再次嘲弄了这套理论：中国古代的水利灌溉事业是在周王朝衰落乃至灭亡之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而且秦汉以后历代王朝治理黄河没有对加强集权起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工程反倒成了官员贪污敛财的聚宝盆。
　　说来，治水社会论还有马克思的一份，他曾经指出：“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的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又说“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