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夫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反共积极分子，他早年钻研过马恩学说，二战后投入资本主义社会阵营，“治水社会论”就是冷战的产物。他本人并不隐瞒这种政治目的，他声称《东方专制主义》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关于亚细亚复辟思想的新发现”，亦即证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古老的“东方式专制主义”的复辟。书中写道：“当这场革命的真相大白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按照列宁本人的看法，当人们知道这场革命不导致社会主义，而是导致东方专制主义的新形式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除掉它的有特权的受益者以外，谁会去为一场亚细亚复辟而卖命呢？”

　　假使真的有这样一个大规模工程，部落里一大群人聚集在水利工地，假以时日，不需要干什么劳力，在他们中间就自然会出现角色的分化。现代研究认为，一旦人群超过500人，完全的平等就不再可能，就必须进行社会分工。这样多的人聚在一起，即便什么事都不做，都有内部冲突的潜在威胁。
　　现代社会里，在一所只有五百个小学生的学校，一个人缘好的学生可能叫得出所有人的名字，如果有两个学生闹矛盾，同学之间相互都认识，会出来调解。学校扩招后，有了几千个小学生，这时候如果有两个学生闹矛盾，可能没人调解，这时候需要个最高仲裁者。在现代的小学，这个仲裁者是校长，在古代的部落，这个仲裁者是酋长。在超过五百人的社会中，人类组织需要个人权威。

　　正如前面说过的，氏族公社不是什么温暖和谐的大家庭，每天都有争斗发生。某一天，在几千人的部落里两个陌生人发生争执，那么情况会很糟糕了，因为不仅没人出来调解，而且旁观者很可能是打架一方的朋友或亲属，他们就会站在他的一边，这样，本来是两个人的打架结果就逐步升级为一场乱哄哄的群殴。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的每一次谋杀通常都要引起一宗蓄意报仇的杀人事件，从而开始了又一轮杀人和报仇行为。这样周而复始，永无止境，我杀你，你杀我，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因此，几千人的人类社会需要一个完全控制武力和解决矛盾冲突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酋长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以促进社会幸福。为了解决社会内部的冲突，法律、法制和丨警丨察机关越来越正规化了。
　　由于人口的增加，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共同决策越来越难以做到。在氏族公社的一些小村庄里，消息和通知可以迅速传达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全村大会上可以听到其他每一个人的意见，每一个人也都有在会上发表意见的机会，全体成年人可以共同决策一件事情。但是村子越变越大，成了一个镇子，就很难做到共同决策。因此，一个大型社会如果要有效地作出决定，就必须成立一个组织并使之置于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人类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和人口数量成正比关系，倘若一个国家的人口还不到1万，那么根本没有建立政府进行管理的必要。

　　新石器时代里，人们第一次密集地聚集在一起，人类社会第一次越过了500人的上限，个人权威开始登上了舞台，当人口超过三位数，国家开始出现，有了权力才可以兴建公共工程，提供公共服务，人们才可以联合起来治水。
　　中国人第一次团结起来与水斗争的大禹治水成功后，舜帝赐予伯益“嬴”姓外加一个女儿作为奖励。嬴政的先祖于是在自己的领地，插上了特色标志“皂游”—— 一种悬挂在旌旗上的黑色飘带，用来划定部落势力范围。
　　千百年后，黑色飘带将席卷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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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见《东方专制主义》
　　2《周礼》成书于战国，书中内容虽然也反映了周代的某些史实，但那种排列整齐的沟洫制度很可能是经过编书者加工构想的。从汉代的郑玄注《周礼》，到清代的程瑶田作《沟洫疆理小记》，对此言之甚详。
　　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日期：2011-03-18　19:22:08

　　周末大放送
　　※成了文明人
　　伯益死后，其子孙分为两个支脉，大儿子大廉成为鸟俗氏的头领，小儿子若木则是费氏的首领。这时候，大禹的儿子启夺得首领之位，开创首领世袭传统，以家天下取代原始的公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开始了，嬴氏家族的记录在此戛然而止，失去了线索。
　　因为夏朝的官方历史本身就很空白，商代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也找不到关于夏朝的任何记载，甚至没有“夏”这个字。尽管大禹建立的王朝可能长达五百年，可是由于史实的极度匮乏，有过详细描述的只有开国之君和亡国之君，还都一头一尾，至于中间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甚而，国际学界的主流看法是中国历史从商代算起的，根本不承认还有个夏朝。前几年国家专门进行了一项“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果也是草草收场。

　　五百年的时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过去了，直到中国第一个无道昏君登场。
　　桀，一个享乐型君主，娱乐至死的典范。他热爱美酒、美女，他喜欢一切美的事物，他居住的宫殿富丽堂皇，他出行的车马美轮美奂。他沉溺酒色，无法自拔，民众不堪其负。
　　　商部落的首领汤看到了机会，这个野心勃勃的男人励精图治，向夏桀发起挑战。四方部落群起响应，失踪已久的嬴氏族人也突然蹦了出来，若木氏的后代费昌率领着一支秦人前来助战，商汤势力大增。
　　决战发生在鸣条（今山西运城）。这一仗，费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漫长的夏朝，秦人非但没有丢掉他们在驯养野兽方面的专业优势，更扩展了业务范围，他们学会了驾驶战车，部落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漂移高手。在古代不是每个人都能玩得起车（现代也一样），孔夫子设定君子的“六艺”（即成功男士必会的六件事），就将驾车列入其中。战斗中，商汤乘坐着费昌驾驶的战车，采取大迂回战术，绕一大圈从夏都的西边向敌军薄弱阵线发起进攻。秦人的祖先以舒马赫般的速度与激情驰骋，出色地完成任务。夏王猝不及防，结果在鸣条遭致毁灭性打击。

　　汤成为新的天子，建立商王朝。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阶级、国家机器等高档物品出现，中国进入文明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伟大的祖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另一个事实则鲜为人知了——中国是四个里进入文明最晚的一个，最早的文明古国是古巴比伦，然后是古埃及和古印度，最后才轮到中国。我们经常听到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光辉历史，实际上只有3500年。
　　当中国人还住在新石器时代的木屋里，古埃及人就开始修建一座座金字塔，印度有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两座高度发达的城市。当人文初祖黄帝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时，西方的萨尓贡大帝刚刚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阿卡德王国，古埃及则已经统一了八百多年。这三个文明古国都是邻居，文明在频繁交流中进步，中国能在地理位置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发展出独特的文明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上古的炎黄时代其实只能算作“文化”，而没有进入“文明”的范畴。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用，但是考古学历史学意义上的“文化”和“文明”是有严格区别的：“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人类还在玩石头；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人类捣腾出金属了并且广泛使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