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常识稀缺的国度，当我们没有基本的价值判断，所有的数据，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工具，都可能指向更加错误的地方。我想说的是，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而他的那些热情的读者们，更是不知道常识在哪里。上个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分析框架。这样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解读。在李泽厚看来，“启蒙”是指对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接受和传播;救亡则是“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民族运动”。对处于战争年代的中华民族而言，“反帝”、“救亡”的思想理所当然占据了上风，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压抑的状态。一直到今天为止，这个国家依然是一种救亡思维，启蒙之路尚未真正展开。当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纷纷奔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当所有追求幸福的人们都在呼喊权利和自由的时候，太多的中国人仍然深深陷在愤怒的家国意识和敌对情绪之中。

　　我不知道郎咸平懂不懂这样的历史变迁。曾经听人说，有位知名的媒体人问郎咸平，为什么说那么多违背常识的话，郎回答，不这么说，没有人听我说话。我想，事实上郎咸平是知道中国普通民众的知识结构和话语模式的，他知道蚂蚁一样的人民，喜欢听什么。一群没有常识的听众，注定只能倾听更加没有常识的话语，站在高处的郎咸平收获人民币，站在低处的粉丝们，收获一种廉价的宣泄。常识依然在遥远的地方，人们将依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依然站在这个时代的边缘地带，喷洒更加廉价的口水，然后在愤怒与疲惫中沉沉睡去。

　　现在，我想对那些破口大骂的人们说，我和你们一样愤怒!如我，暂住在北京，没有人给我发工资，也没有给我社会保障，今天不劳作，明天可能就失去了口粮。
　　我看见有人醉生梦死，看见有人拖着自己的小摊，被城管追得无路可逃。那么让人惊讶的贫富差距、那么多司空见惯的腐败、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到处可见的环境污染、随手可遇的信息遮蔽，可是我告诉你们，郎咸平种种违背常识的所谓学术观点，不仅不能拯救我们，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苦难。郎咸平扛着由你们捐赠的人民币，可以打着饱嗝回到香港、回到台湾，可是我们却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寻找幸福，寻找自由。

　　我们需要回到常识，需要找回我们自己的权利，清晰的产权，清晰的知情权才是我们活着的尊严与理由;我们需要自由迁徙，需要自由言说，需要自我反省，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郎咸平那些呲牙裂嘴的演说，那些虚张声势的书本，都给不了我们。
　　日期：2010-09-05　14:06:56
　　秦篇还没写完，继续贴秦篇
　　在此先占用版幅对关注此贴的友人致歉
　　接在“失业人口再就业——帝国的膨胀”这节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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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调控之殇
　　在翦灭六国后，面对一个华夏族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帝国，秦国的强大的宏观调控意志力随后渗透到了刚刚组建的帝国管理的内部，其实更正确的应该说是，从商鞅变法开始宏观调控的意志力——神似与20世纪英国经济大师凯恩斯所提倡的大政府干预主义同脉的一股力量，就在主导着秦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思维，包括战争机器的运转。

　　现代经济学中对宏观调控的定义：宏观调控是国家运用计划、法规、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的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宏观调控在秦国国内处处可见。
　　秦国所有的生产都是按计划完成的，实行的是目标管理。秦律规定：即不是官府工室本年度应生产的产品，又没有朝廷的特别命书，而擅敢制作其他器物，工师与丞各要罚二甲。
　　这充分说明，朝廷每年都是要给官营工场下达生产任务的。采矿、冶铁业也是如此，朝廷要收取每年规定的产品数量，如在尚未验收时就有丢失，或不能生产到规定数量，罚其曹长一盾。官控手工业必须按朝廷计划进行生产，不得擅自改变，也不得完不成任务。
　　秦国不仅体现在上述国家对经济指标完成的调控上，还体现在具体生产的过程的指导和渗透中。这在“无处不在的标准流程作业(SOP)”中已有提及，在此不累述。
　　还有农战思想确立后，往农业倾斜的各项行政法规的制定和度量衡的统一及郡县制的推广，处处可现秦国宏观调控的影子。

　　正是由于秦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把秦国的所有资源都用在发展在农业和战力的发展上，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在短时间内就超越了东方六国。这是宏观调控立竿见影所收的奇效。秦国的强大跟秦国长达百年的计划管制经济分不开的，是跟手上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牢牢的把秦国的国力聚焦在了最紧缺的国力资源开发上。秦国的强大由此而起。

　　但过度单一的宏观调控无疑把秦国打造成了农业独大和工商业萎缩的产业格局，秦国成了一个严重营养不均衡的幼儿在畸形发展着。
　　统一后的帝国无法吸纳统一后一下子扩张了五倍的人口，帝国在面对迅速膨胀的人口时都显得束手无策，期许以宏观调控的力量安置这些帝国境内一下暴增的亟待安置人员。
　　但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宏观调控力的滥用，这只会增强宏观调控的副作用力，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
　　为了安置动乱人员，帝国加强水运，建国家防御体系和高速公路，五大工程一一上 马。
　　秦国过于沉迷宏观调控的力量了。经济是有规律的宏观调控也不是万能的。在大一统的集权社会模式下，秦国全然忽视了核算大规模的投资搞基础建设所付出的社会成本的问题。这五大工程毫不停歇的的以秦王一人的意志开工着，却也使得秦国破产在即，也惹得还没稳定下来的新生的国家境内天怨人怒。
　　宏观调控把秦帝国捆绑在了极其劳民伤财的工程建设项目上，造成了“轻民力”的恶果。史载，秦国末期“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
　　“泰半之赋”就是农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被掠夺。至于“闾左”。征发兵役和徭役时，村里分闾左和闾右，闾左地位低一些，闾右地位高一点，首先征发闾右，后征发闾左，征到闾左，劳动力就都给调光了。
　　秦国末年刑法也很苛暴，所谓“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赭衣”是土黄色衣服，罪犯穿的，街上都是罪犯；“囹圄”是牢、监狱，关犯人的地方，监狱也像市集一样，人满为患。

　　秦二世上台后，仍然没有对过去的政策加以调整，反而“轻民力”的事愈演愈烈。“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 （《过秦论》）。
　　翻译的意思是：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

　　秦国严酷的统治和繁重的劳役聚集了大量社会矛盾的时候，为秦国统一曾发挥巨大作用的体现中央集权意愿的郡县制的弊端充分显示了。地方政权和官吏因为害怕上级追究自身的责任而刻意隐瞒了真实情况，使得中央政权未能及早发现问题。
　　当反抗秦国统治的风潮已经在各地出现的时候，各级地方政权和官吏不得不上报真实情况时却遭到中央政权和最高统治者的压制，在他们的授意下被迫将有组织的反抗活动报为个别盗贼打劫，将局势已经失控报为已经平息，使得秦王朝失去了最后挽救自身命运的机会。
　　宏观调控的滥觞耗尽了秦国早期也正是源于它才能积聚起来的富强国力，也透支着秦国的未来。宏观调控不是洪水，但它也不是天使。
　　而从宏观调控的种种迹象和滥用程度，我们可以分明从秦国身上附着着那个为现代人所熟悉和恐惧的军国幽灵。
　　透过宏观调控滥觞的表象，我要说的是，秦国的噩梦，正是归结于自身军国主义机器的停摆。

　　以此引出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