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说，十里一亭，亭有亭长。亭长手下有二个干活的，一为亭父，一为求盗。
　　他们仨的主要工作是接待往来之官吏，兼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闲暇时，他们也练些拳脚（习设备五兵，五兵即弓、驽、戟、楯、刀、剑），实际上这也是他们的日常功课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刘邦后来参加造反时，骑马上阵也能舞两下的原因。
　　亭长也是长，也可以全面统筹全亭的工作，亭父则侧重日常事务性工作——掌开闭扫除，求盗则专管小偷小摸之类。
　　关于秦廷选用亭长的方法，到目前为止，愚尚未发现任何直接而正面的文字表述，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没有记载。而深入考察这一问题，增加史识、增添史趣是其次，进一步了解秦始皇的建国理念才是最主要的。

　　刘邦为什么能够当上亭长，史上没说。而刘邦手下三杰之一的韩信，之所以没能当上“吏”，史书却有明确的记载。
　　《史记·淮阴侯列传》说：淮阴侯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
　　根据这条史料，韩信这人既“贫”且“无行”，这是肯定的。
　　问题是，这两者是不是决定韩信没能当上“吏”的先决条件呢？
　　这不好说，但根据文意，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者必居其一。要嘛因为穷，没钱买官，要嘛因为人品不良，不得为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换言之，帝国推择基层干部的标准可以有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家境要好，且人品也要说得过去。
　　第二种：单看家境。

　　第三种：单看人品。
　　除此之外，没有第四种了。
　　我们再来看刘邦的史料。
　　《史记·汉高祖本纪》说：高祖为人……仁而爱人，……不事家人产业……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
　　撇开其他不谈，单说一个“贳”字，意思是赊欠，家里要不差钱能丢面子常去赊酒吃么，穷困潦倒的孔乙已才这么干，可见家计不阔。

　　而家境不阔的刘邦竟可以“试为吏，为泗水亭长”，结合上述的分析来看，基本上就可以排除秦帝国推择基层干部的前二种标准了。也就是说，刘邦所以能被推择为“吏”，他的仁厚而爱人，应该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另一个有力的佐证是，“三老”这个极具人文色彩的职级的设置。
　　由此可证，在治国理念上，秦始皇不仅系念民风，对官风亦是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当然，注重德行的选“吏”标准并不是秦帝国最主要的用人方法，实际上，秦帝国另有一套很重要的用人制度——关于这一点，我们且待后面再说。
　　以上就是秦帝国这个家族式企业的肌理结构，其制度之完整，设计之精密，考虑之周到，确实令人钦佩。
　　因此，我坚信，下面这句话应该可以代表秦始皇最真实的想法：
　　政权的行使不是砌砖，而是雕塑。
　　日期：2011-07-06　02:23:56

　　第二章他的雕塑
　　罪与罚（1）
　　石头不是一个生命体，但雕塑却是活的。
　　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赋于了石头活着的灵魂。这个人自然就是雕塑家了。
　　同样，再完美的制度，如果不去激活它的话，不过就是一些专有名词的堆砌。
　　而激活这个设置完美、理念先进的帝国制度，并使之发生效力的，很令人意外，并不是秦始皇，却是一个字：

　　律。
　　秦帝国的国家形态讲究的是“以刑绳下”，准确地表达应该是以法治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已略略谈及。
　　不过，说到“以刑绳下”，我们丰富的想象力往往会联想到这几个令人生畏和恐怖的词，比如炮烙、抽肠、活挖人心、五马分尸、片割人肉至死的凌迟等等，老虎凳辣椒水之类还是顶次级的，总之君是暴君，臣是虎吏。
　　而在后人的眼里，秦始皇恰就是这样一种暴君的形象。从古至今，一提到秦始皇，就是一通屎盆子，好处向来不多，罪孽却是不少。帝国臣僚也没一个好人，统统是无恶不作、罪大恶及、不顾百姓死活的混蛋。
　　事实果真如此吗？
　　如果真是这样，自商鞅在秦国确立那个该死的法家制度以来，其命定的酷政性质应该提早结束秦国的政治生命，而不应是指导秦国统一全中国；

　　如果真是这样，秦国应该是民怨沸腾，村邑破落，百姓衣不遮体，官吏贪残暴戾，而后群盗横行，暗无天日。而不应是荀况入秦时所见的：民俗朴素，百吏严谨，大官奉法，朝廷清明，政事高效。
　　荀况甚至称之为“治之至也”（《荀子·强国》）。
　　如果真是这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秦民，早就应该乘秦军主力兵团攻城略地于外，在后院燃起熊熊烈火，将秦宫移为平地，正如后来项羽所干的那样。而不应是心甘情愿地投身军旅，组成强大的被后人称为“锐士”的攻击兵团，在六国的领地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将黑色的旗帜高高插在敌人的城墙上，迎风招展。
　　之所以会形成如上痼疾般的偏见，我认为，这应该和中国历史上一项极重要的传统有关。
　　那就是鉴古知今。
　　首先必须承认，鉴古知今是一项极优良的传统，读史所以可以明智，明的便是古人的错今人不应再犯，这就叫前车之鉴。但具体到王朝兴替之际，新兴王朝为了避免重蹈前朝之覆辙，必有要对过往的历史进行总结，这就有了二十五史的产生。

　　而既然是鉴借，当然适用这样一个原则：
　　好处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
　　这样，学者自然集中火力猛轰前朝。再加上秦廷在施政的过程，确实推行过几项不得人心的政策，由此得罪了一大批，手握“举之可以升天，按之可以入地”之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秦帝国自然无旧情可念。
　　于是，无限上纲上线，结果是，越批越离谱，秦帝国也就一无是处了。
　　那么，秦帝国果真是一个错误的存在吗？

　　西方有哲学家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仅从公元前361年算起，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法家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发展壮大了140年之久，其间一定有它的合理性。
　　这里所说的合理性是指，所谓的历史，他曾经也是一个独立的动感世界，也曾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以及不可避免的死亡。
　　在那里，同样充满着色彩、光和运动。
　　在那年月，人理应也有好人坏人之分，正如官员有贪赃枉法之人，必也有勤政为民之人一样。
　　秦帝国不应只是十恶不赦，他理应也有他闪亮的存在，这才符合辨证法。

　　因此，探究这个合理性，尽可能复原那段曾经的生活，这应当是历史写作者的责任，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