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刚立，朱元璋就任命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
　　作为新皇，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了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还是很有起色的，也充分展现了他裁决如流的相才，是大明开国的首功之臣。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算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

　　在年龄上，李善长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岁，不应该是同辈中人。李善长并非草根出身，史料记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由此可见，他是一个读过书，修习过法家思想，深谋远略的知识分子。但李善长又与通常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爱"习法家言"的人往往是封建世道里的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儒家信奉的“为政以德”那一套过于柔和，不足以为政治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相似之处，朱元璋后来推行的铁血政策与法家 “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让权力毫无温情可言。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身逢乱世，就是为了能够寻找到博取权贵的机会，并无普世的家国情怀。而他所使用的计谋和手腕，也是为功名利禄服务的。儒家推崇的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其头脑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日期：2011-04-07　00:10:59
　　洪武初年，明朝权力系统的实权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同乡，也就是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同饮淮水，操着同一方言，有的甚至是他儿时一起放牛的伙伴。在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坚强集体。而淮西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就是李善长。
　　也正是因为这种地方势力的抱团，才帮助朱元璋从民间社会的最底层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这种权力结构中的“地缘效应”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可以说“淮西集团”个体之间结成了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在明朝初年的官场上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中国的熟人社会讲究差序格局，打个比方说就好像我们把一块石子丢在水面上，水面会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络。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私人网络越多，也就是分离出来的子系统越多，那么这个时代的权力私有化成分也就会越重。盘根错节的网络关系就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它的目的指向性就一个，那就是把正式权力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使用。这也是为什么在封建政治制度中，官与民在对权力的认识上会产生激烈地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地方势力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淮西集团”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渗透进古代中国的传统乡土观念，并使得这种“地缘性“的观念也转化为官场基因的一部分。地变动。

　　李善长作为“淮西势力”的领军人物，在他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时候。朱元璋就曾经问过他，如今乱世当道，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定天下。
　　李善长的回答是：你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汉高祖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一介草民，但是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也就只用了五年时间，便成就了帝业。您是濠（今安徽凤阳）人，距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将会在您身上得到应验。只要您效仿刘邦，将来的天下就一定是您的。
　　朱元璋对李善长这种既有马屁效应，又具有前瞻性的回答很是满意。于是李善长也就长期留在朱元璋的身边做了一名谋士，同时负责军队的后勤补给工作（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汉代萧何就是靠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头功，并进而荣升丞相，也就能够明白此时的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有何等的重要。

　　朱元璋自称吴王后，就封其为右相国。因为元朝是以右为大，所以说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是帝国的大管家。他并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信任，不光接手军机檄文之类文案工作。更主要的功绩是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给，使得前线将士能够安心作战。同时他还以元朝制度为基础，取利弃弊，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经营盐，立茶法，立钱法，开矿冶炼，定鱼税等等。

　　日期：2011-04-20　19:43:12
　　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壮，生产繁荣的景象。吴国元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如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也理所当然被调整为左相国。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刺刀见红获取卓著的军功，但并不妨碍朱元璋对他高看一眼。朱元璋给出的褒奖理由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给军食，功甚大）。于是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上面这些优厚的待遇，朱元璋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也就是说凭此铁券，李善长本人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在朱元璋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在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程度在洪武功臣中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这时候的右丞相徐达常年领兵在外东征西讨，朝中实权基本上是掌握在李善长一个人的手中。以他为首的淮西集团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炙手可热，这种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也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所不满，所觊觎。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驾护航之下，就算其他权力集团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只能将羡慕嫉妒恨暗藏于心。
　　淮西集团的权力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国权力要塞，由他们释放出的熏天势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当权力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那么帝国的权力纷争也就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朱元璋的一手扶持之下，淮西勋贵的权势被推至最高点。而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涌动，开始浮出水面。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权力空间。淮西勋贵又既能容下其他势力集团与自己利益分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团体。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前后十七年的时间，淮西权力集团竭力挤压非准人的权力生存空间，根本不给非淮人揽大权的机会。正如明史专家吴晗所说：“对不是自己系统中的人排挤，从乡里观念出发而演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年政治上的一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