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传统见解还以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一开始就是工商业中心、自治城市，而中国古代城市则是行政中心、封建堡垒。但现在西方学者多已放弃了这种看法，他们以新的经验研究指出，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城市绝大多数是作为封建行政中心、军事据点与主教驻节地而建立的，即同样是“封建堡垒”，其居民主要也是围绕上述职能而集聚的消费者，而不是工商业人口。所谓中古欧洲“城乡二元结构”之说值得怀疑16 。这样，中西封建城市似乎也比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更为类似。

　　过去人们还认为，中国古代在政治上是官僚制，统治阶层成员构成富于流动性，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也。而欧洲中世纪是世袭贵族制，统治阶层构成一组封闭、排他的僵化等级，与下层绝无成员互动之可能。不少人又以此“特点”论优劣。说是中国官僚制的开放性使得人人向往“登天子堂”，而西方封闭了平民变为贵族之路，所以平民便只能追求发财、当企业家，遂有资本主义之产生。然而，当代的新“经验”又对此提出了挑战。现在西方学者多认为欧洲中世纪封建主阶层并不像我们原先设想的那样凝固而排他，它在吸收其他等级成员并进行新陈代谢方面是相当活跃的，或者用某些西方学者的话说，中世纪“贵族的循环”是“川流不息”的。有些人甚至反对使用“等级”、“贵族”这类含有凝固意义的术语来定义欧洲中古社会。著名的“新史学”开山鼻祖、“年鉴派”泰斗M·布洛克就认为：西欧中世纪与其说是个“等级制”社会，不如说是个“不平等”社会，这个社会中的封建主与其说是“贵族”，不如说是“首领”，当时社会阶梯变动不定，并不符合种姓制的严格公式。但无论如何，“封建制度意味着一大群人对一小撮权势者严酷的经济隶属”17。这样的定义用以描述中国古代，不也很合适么?更何况以“官僚制”来概括中国统治阶层，也未见得就不可证伪。像韦伯所说的那种与“理性权威”相联系的“官僚制”，中国古代是不可能产生的。只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不讲“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贵族制，至少是很片面的。不要说古代，就说今日中国社会的“准身份制”18，如所谓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之等级壁垒，就够“凝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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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兵，这些都是当代最新研究哦
日期：2011-04-14　17:26:33

　　今日更新
　　※两个秦国大兵
　　两千二百多年前，在湖北的安陆，住着一个老婆婆。她的丈夫早死，只剩下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衷，瘸了一条腿，二儿子叫惊，最小的儿子叫黑夫。
　　老婆婆几十年来，拉扯三个儿子长大，很不容易，日子也过得艰难。幸好秦国的治安还是不错的，荀子称赞此处民风淳朴，管理良好。韩非子略带夸张地说，秦国的孩子从生下来，就没见过坏人是长什么样的。①

　　这家人里，大儿子身有残疾，估计媳妇是讨不到了，但是也免去了军役；二儿子娶了媳妇，生下一个丫头，还没享受天伦之乐就和弟弟一道去参军，奔赴灭楚前线，成为王翦六十万大军中的一份子。秦国成年男子全民皆兵，十五岁到六十岁都在法定的服役年龄范围内。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只要大王需要，一声令下，随时穿上军装，奔赴前线。②
　　对秦国人来说，打仗是一件大事，现代人常说“知识改变命运”，秦国人则是“战争改变命运”。商鞅变法时，规定得敌首一颗，即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附送服劳役的奴仆一人，想做官的受五十石之职；得首级两颗，赏爵二级，想做官的受百石之职，以此类推，爵位越高，相应的特权越大。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③。如果父亲战死疆场，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参军，全家受益，比平安保险还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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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大佬韩非子刚来的时候，被秦国人的好战情绪吓坏了。普通人家一听说要打仗便群情激昂，敲锣打鼓的就像过节一样开心。韩非子赞叹，重赏之下的秦国军队，战斗力十分强悍，士兵非常勇敢。他们以脚跺地，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锋利的兵器，无所畏惧地蹈向如炉炭一样火热的战阵④，虎狼一般地扑向敌军。商鞅把普通人的晋升之路堵严实了，只剩下打仗这最主要的途径，搞得秦国人听到打仗就像饿狼看见肉，相互庆贺，连吃饭睡觉都在歌颂战争。⑤

　　纵横家张仪曾绘声绘色地描绘秦军作战的情景：“山东六国的士卒，披着战甲、戴着头盔来与秦卒决战，秦卒则扔掉盔甲，光着脚板冲锋。战役的结果是秦卒左手提着人头、右臂挟着俘虏，凯旋而归。”⑥作为一个说客，张仪的说辞难免有夸张之处，但秦兵的骁勇善战则是不争的事实。
　　战国时期，魏国曾建立过一支叫“武卒”的特种部队，他们可以身穿三重甲，头上戴着头盔，携带三天的粮食，半天能走100里路。齐国的技击之士在当时也很有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是六国最精锐的部队。但所有这些勇士一遇到秦军，便只有任挨打的份了。儒家宗师荀子兼职了一回军事评论员，点评各国军士道：“齐国的技击之士抵挡不住魏国的武卒，而魏国的武卒则无法抵御秦国的锐士，两者一旦遇到一起，魏国的武卒就好比至脆之物以攻坚石，其势必败。”⑦

　　当然战争终究是残酷的，一家人送黑夫、惊从军时，临别赠言特别叮嘱道：“得不到军功，就别回来了。”因为商鞅实行了严格的军人家属连坐法，军人在部队里犯法，其父母、兄弟、妻子也同受株连，由乡政府治罪。斯巴达妇女送丈夫出征时，会豪迈地说道：“打胜了，你带着盾牌回来；打败了，盾牌带着你回来！”意即，失败者没有脸面回家，只能战死疆场，盾牌抬着你的尸体回来（古希腊的盾牌可真够大的啊）。而秦军家人则是哀苦道：“千万不要触犯法条，不然你死了，我也活不了。”⑧秦民一旦从军，同父母兄弟妻子一齐套上了军法连坐的锁链，除了拼命战斗，死里求生，也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