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户与小户的区别就在于，大户除了会算账，对于那些官场潜规则也是了然于胸，并且能够理论结合实践。而小户只看重一分一钱的得失，重的是眼前利益。
　　沈一石是个很懂得表演的大户，别看他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但在官员面前却忘不了穿上粗布衣服，以示自己的贫贱；他自己喝凉白开，把最好的茶递给官人喝。由此可见，沈一石还是一个很懂得做人的大户。当年朱元璋定都南京的时候，江南第一富商沈万三献银百万，名为犒军，实际上是想花钱买个政治上的靠山。结果此举不但没让朱元璋龙心大悦，反而让朱元璋勃然大怒说“匹夫敢犒天子军”，不可以不制裁，下令让沈家限期“助修”南京城防的三分之一。时间紧迫，沈家组织了近百里的人龙，手接手的从砖窑传砖修墙。还有比朱元璋讲得更露骨的吗？再有钱你也就是老百姓，虽富有却无地位。皇帝就算混不上饭吃出去化缘也还是皇帝，处境虽潦倒，但身份却高贵。恰似南北朝宋代大臣王宏一样，尽管他是皇帝刘裕跟前的红人，但与出身高贵的士大夫共坐一席都被当众拒绝。富与贵的差别就在于：:富，有关钱财；贵，要看地位、出身。遮遮掩掩尚且难以远祸，明火执仗地在皇帝面前炫富，无疑是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在这一点上，沈一石要比他的本家沈万三拎得清，也玩得转。
　　在以挣钱为唯一目标的前提下，沈一石什么事都想得出来，什么事也都做得出来。他敢在官人身上花钱。在他看来，凭他的智慧和经济实力，在浙江省就没有什么搞不定的事。这一点他也的确做到了，而且干得相当漂亮。
　　沈一石当时插手的买卖是丝绸出口，当时的丝绸出口是由宫里直接掌控的国有垄断项目，没有一定的后台背景，普通商人连边都摸不上。
　　沈一石虽然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知道“一切利润都在垄断之中”的经济学道理。
　　他不惜重金从苏州买下绝色女子芸娘，专门侍候江南织造局的监正杨公公，当了杨金水的“对食”。有了这个靠山，他才能成为江南织造局最大的织造商。并且在嘉靖三十七年，江南织造局报司礼监呈奏皇上特赏沈一石六品功名顶戴。
　　待续

　　日期：2010-08-26　12:26:25
　　清朝的官帽是红顶，所以有“红顶商人”一说；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乌纱帽，大概沈一石之流可以被称为“乌纱商人”。红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总是好做生意。
　　中国古代的商人，尽管不在官场上混，但他们都知道“天子”与“天下”的悖论。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商业智慧运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这就是勾结官府，权钱交易。不论是生存也好，还是发展也好，舍此别无做大做强的机会。
　　商人们都深知两条规则：在商言商，千万不要与皇权作对，此其一；皇恩浩荡，粘上了就是巨额利润，此其二。
　　事实上，对于多数明朝商人来说，皇恩往往是通过各级官员的“跑冒滴漏”，间接地流入民间的。所以，为商之人都知道，没有官府的帮衬，生意根本就没办法做成全国五百强。也就是说，像沈一石这样寄生在权力躯体上的明朝商人，他们与手握权力的官场中人达成的“契约精神”是一把双刃剑。在成全自己财富的同时，也有可能沦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随着“权力经济”体制的长期延续、不断膨胀，在保证统治者的权力安全和“权力暴利”的同时，也迫使整个社会付出惊人的“制度成本”。
　　而这种成本有时候会直接动摇国家的根本，比如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在与后金（清朝前身）的辽东之战中一败涂地，总兵官、监军乃至西、北、东路的明军高级将领多半殒命，如此惨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需供应商们与掌权太监沆瀣一气，掺杂使假无所不为，连火药中也半是泥土，根本不能使用。如此形势之下，“辽事”日益成为明朝的肘腋大患就事在必然。

　　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皇权统治最终离不开官员，官员是统治的手段。而被作为手段的“官员”，也知道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它不是经商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并能得到丰厚的收益。　　由于国家发放的长期饭票有限，造成官场资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显了封建社会官职的高贵。这种高贵对于大多数谋求当官的人来说，除了光宗耀祖之外，还与发财联系在一起。于是，古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挤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名利双收。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官”与“发财”是紧密相关的。当官不发财，不如回家烤红薯。
　　这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打理江山，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统治江山，所以，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职业经理人”。对于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抱负却又由于各种原因当不到官的人来说，既然“当官”是和“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当不到官的情况下，直接去“发财”也是一条捷径。皇帝能够“忽悠”天下人才为己所用的一个绝招，就是为广大读书人提供取财之“正道”——当官。倘若没有机会走上当官的“正道”，尽管是一大不幸，但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过经商来实现自己发财的愿望，也不失为上佳选择。在从商的路上，从来就不缺乏人才。

　　待续
　　日期：2010-08-27　11:31:42
　　帝王们都知道，官商勾结的后果是把“皇家私有”变成“官家私有”，从本质上讲，就是把社会财富从一家之“国有”变成千百家之“官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社会的宫廷之争也好，官场之争也好，都可以说是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斗争。王朝的皇帝们为了稳固自己的“天下”，一面坚决让有钱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一面又想法子抄官员的家。这也是“天子”们的政治智慧。

　　根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没有一套准确的数字化管理，皇帝往往不知道老百姓被压榨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所以，一方面挥霍无度；另一方面逼迫各级官府强征暴敛，官府则借机巧取豪夺，变本加厉。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掠夺商家入手，因为吃大户的交易成本低，且不容易引起民变。于是，商业的发展总是受到周期性的政治打击，无法持续。

　　我们来看一看巨商沈一石最后攒下了的那些权力资本：25个作坊，3000架织机，107家专营绸缎的分支机构，几万亩桑田。二十年时间，累计织绸缎四百万匹，按市价和出口价的平均价计算，约合三千多万两白银，上缴织造局210万匹，各任官员分利100万匹，所余90万匹用于生产流动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