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提到的只是地方官的所谓合法收入，至于贪污、勒索，贿赂大捞外快，其收入则难以计算。所谓清官与贪官，只是相对而言。清统治者面临腐败的事实制度，不得不采取变通办法，逐步降低合法与非法，廉洁与腐败的标准，将一部分非法视为合法，将不甚严重的腐败当成廉洁。康熙帝就曾说过，“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如州县官只取一分(1％)此外不收，便是好官。”清人冯桂芬分析得更加直白，他认为当时官吏廉与不廉的区别仅仅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待续
　　日期：2010-09-07　12:19:10
　　在官僚内部，下级对上司，地方官对京官，两个有业务联系的衙门之间，为了办事，都要送礼，但什么时候送，送多少，谁给谁送，经过多年实践，形成定规，并有专门的名词反映出来。
　　节寿礼。岁时节日和上司家庆日，僚属为其送礼。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讲陕西粮道向上司和有关衙门官员送礼定规为：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八旗都统二人，每人每节银200两，水礼四色；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1300两，节寿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陕西总督，三节致送，每节银1000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高级衙门的师爷节寿礼亦有规定，所谓“抚、藩、臬幕友一年节寿陋规，俱由首县摊派各州县书吏册费，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九）。在中央衙门，书吏给司官送“年终规礼”。

　　这种种陋规中金钱财物的交往，是大官吞噬小官赃物，官吏压榨百姓血汗，是官僚在俸禄、赋役之外的贪婪追求。还需指出，下级对上司的敬奉，它的来源是正额赋役外的横征暴敛，所以对税民的敲榨勒索，是维护这些陋规的前提。陋规，不是法定的，但形成了规范，为人们所接受，是不成文的规则。它是既成事实，送礼者，受礼者，敲骨吸髓者，行之合法，受之当然，心安得，不送、不受，就是傻子，就会产生李毓昌现象。陋规是吏治败坏的内容，也是它的标志。

　　吏治败坏还表现在亏空钱银及弥补办法上。钱粮是清朝的正赋，是政Ｆ的命脉所在，从中央户部到各省、府、厅、州、县的主官都以收税为主要职责，这同时也就是他们为己敛财的条件。
　　亏空。贪官将征收的钱粮不全部交库，一部分纳入私囊，或者像前述“放炮”、“倒炮”那样，为本身早得税银而少征，造成钱粮的亏空。道光一朝亏空问题严重，1839年给事中况澄指出“外省州县亏空过多”，要求道光帝下令“核实参办”（《清宣宗录》卷三二五）。1850年春天赵光奏陈时务四条，其中之一是“亏空累积”，刚即位的咸丰帝承认他说的“切中时弊”（《清文宗实录》卷六）。1846～1849年两淮盐政应交盐税银183万两，交不出来，经过批准，允许在1849年先交30万两，仍然没有库存可交（《清文宗实录》卷八）。官吏亏损，还不如实上报，等到中央调用，又无银两上交，因此给事中安诗说“虚报库存，动拨则无实贮，各省亏空，大率类是”（《清宣宗实录》卷四三八）。

　　待续
　　日期：2010-09-08　14:28:02
　　勒接。官员有了亏空，在其卸任时，本来无法交待，但是接任者为了能得实缺，往往愿意承受他的亏空，答应代为赔偿，以便上任，至于以后是否能赔补就不管了。有的人不愿接受亏空，拒绝给前任出结，这时上司就会出面，强迫新任接受，以免暴露出去，成为他的政绩污点。1822年御史陶廷杰请求道光帝饬禁“大吏毋许勒接亏空”，可见勒接亏空具有普遍性。据揭发，河南永城令沈玉墀接受前任的亏欠银3万两，到任一年多，己身又亏空3万两，前后计达6万。

　　流摊。一个官员的亏空被揭发或并未揭发，其本人赔补一部分，其他的，由其继任者、同僚、上司各任多少，代为赔偿，以弭端。分摊到各官名下的数目，只是名义上的，并不一定真正代其交纳。亏空是贪占和挪用公款，比前勒索民财，在性质上还要严重，可是官员就不怕惩罚，竞相违犯，说明吏治腐败的程度是多么深重。
　　由以上花样百出的陋规，我们可以挖掘出古代官员集体或大规模贪腐的更深层原因。由于官场呈金字塔，每上升一级都很困难，因此下级获得升迁或保位就必须博得上级的欢心。在古代官场，官员提拔缺乏客观标准，下级向上级行贿也就成了必然的最佳之选，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同样金字塔式的贪腐生态系统、一条食物链：官员不贪腐就无法行贿，不行贿就无法保位或升迁，每一级官员都是其下级的受贿者，是其上级的行贿者，而真正清廉的官员就必然凤毛麟角。换句话讲，如果一个官员想保全官位或者得到升迁，他就必须参与到这个贪腐集体中，否则作为异己就无法存活于这条食物链中，因为他的上级和同僚会担心他有可能揭发。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甘肃通省上下官员串通一气，上下相蒙，竟然长期作弊而未被发觉。王亶望还因收捐监生著有实效，省去每年部援白银一百数十万两的烦费，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抽调浙江巡抚，拥厚资而去。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更是如法炮制，又花样翻新，统一规定报捐时，各州县每名折收白银55两，除办公费4两外，再加2两所谓“心红纸张费”。总计王亶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年间，每年报捐人数约在4万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来说“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并没有夸张。若以每名55两计，共折收捐监银两在1300万两以上。这笔巨款中，确实有一小部分采买粮食以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甘肃全省大大小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会少于白银10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待续
　　日期：2010-09-08　14:30:01
　　王亶望为首的贪污集团如此庞大，贪赃手段又如此明显，势难掩尽天下耳目。巡抚闵鹗元的弟弟闵鹤元在甘肃做知县，自然是贪污集团的成员，而且陷得很深。闵鹗元略有风闻，曾去信告诫，令其收敛。封疆大吏中有亲族在甘肃做官的，当然不是闵鹤元一人，而京中户部大老爷们不断收到王亶望之流的丰厚馈礼，也不会全无所知。但内外大臣都无视乾隆皇帝的圣旨，竟无一人挺身举发，据事后乾隆皇帝所说，他对此事也“早有风闻”，“迟回未发者已二三年矣”。如果他说的是实话，王亶望贪污败露前二三年，已是包括皇帝在内的朝野人尽皆知的几乎公开的秘密了。皇帝尚且姑息包容，也无怪闵鹗元之辈庇护兄弟了。不过，平心而论，当时局外人恐怕谁也不很深悉王亶望贪污集团耸人听闻的内幕。

　　　乾隆四十六年夏，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王审领兵开进甘肃平定回民反清起事，先后奏报入境即遇连阴密雨，乾隆始疑云大起，感到此前甘省连年报旱有诈，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去向必须深究。联系不久前王亶望情愿捐银50万两(此数相当浙江巡抚每年养廉银的50倍)资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判定王直望巨额家资必与贪污甘省捐监粮有关。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此事，在谕旨中他称阿桂和李侍尧为朝中和外省“最能办事之人”，要求他们“根究到底，务令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