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的大力督导下，永清县境内的永定河溃口抢修完工。曾国藩抱病去参加合龙验收，沿途路过，干旱难熬，麦田一片枯萎，曾国藩叹息，目击心伤，不忍细看。在枯水季节大坝合龙，叫合旱龙，这是曾国藩和当地百姓最为揪心的事情。曾国藩把合旱龙比喻为新兵，没有经过战场的历练，怎知万无一失。两个月后，曾国藩的担心不幸得到应验。雨季来临，永定河再次溃堤。从北四上汛十三、四号起到北四下汛三、四、五号沿途二十余里堤坝内，水势猛涨，直漫堤顶。河兵、村民蜂拥而至，奋力抢救，无奈北四下汛五号段首先溃堤，裸露着一条三十余丈的大豁口。溃堤无常，常常顾此失彼。初期治河宣告失败。

　　曾国藩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总结了经验教训，在上游修筑堤坝的同时，在下游疏浚河道。他甚至想利用洋人的工程机械开挖河道，特意托江南局去筹备。五个月过去了，曾国藩再次亲临永定河溃堤合龙现场。永定河终是一条无定河，就在曾国藩奉命承办天津教案的时候，突然接到禀报，永定河南岸溃堤二十余丈。
　　永定河尚可应付，可是面对滹沱河，曾国藩简直对它无从下手。百年内滹沱河改道二十五次。最终曾国藩与河官们勉强敲定了治理方案，拟花银二十万两，开挖新河，将滹沱河流导入滏阳河。可惜的是还没等曾国藩施展他的宏伟计划，他已离任直隶。
　　反观现代的治水经验，根治水患的关键是治沙。在上游要保护生态平衡，丰富的植被具有强大的蓄水固土功能，河道不淤泥沙，自然通畅。在中游要修建水库，雨季蓄水调洪，旱季防水灌溉。在下游辅之疏浚河道，保证入海河道通畅。这样一套完整的治水系统既能防洪也能灌溉，既能航运也能供应百姓生活饮水，真可谓造福千秋万代。

　　曾国藩面对直隶水患最终束手无策，就像病入膏肓的大清国无可救药一样。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环境而独立存在。在那样落后的人力、物力、技术、理念条件下，曾国藩以一己之力对抗千年洪魔，他的治河理想也就成了天方夜谭了。
　　日期：2011-03-04　15:01:43
　　自从大清国最后一只嫡系王牌僧格林沁部在剿捻的战争中全军覆没后，面对列强从东面海口咄咄逼人的攻势以及捻军、回民义军从西面不确定性的围堵，大清国实在拿不出像模像样的军队应付危局了。慈禧交代曾国藩的核心任务就是编练军队，充实京师防务。
　　练军始于曾国藩的前任刘长佑。刘出身于湘军将领，他仿效湘军，编练新军，他从绿营中挑选兵将，实行厚饷养兵。然而练军在军饷供给上受到户部的限制，同时朝廷中部分掌握实权的官员出于对湘军的嫉妒对刘也百般掣肘。刘练军无果而终。
　　迫于形势压力，朝廷给予了曾国藩编练新军的足够权力。曾国藩以丰富的治军经验编练新军，他首先从淮军刘铭传部借调一万人作为练军的家底，又拟从绿营抽调一万人充实练军。曾国藩沿用治理湘军的经验治理练军。
　　一是简易文法。绿营兵军规繁琐，过分重视礼仪，官气隆重，曾国藩制定的军规条例，通俗易懂，没有衙门式的多余。二是事权专一。绿营军官没有独立的人事任免权和军饷分配权，曾国藩给予练军军官实权，并做到层层节制。三是情意宜恰。练军从绿营中挑选的士兵，直接从练军中领取军饷，直接受练军军官节制。这样就杜绝了兵将隔阂，士兵冒名顶替乱领军饷的弊端。此外，曾国藩还把湘军的长夫制度引入练军，长夫即后勤部队。同时练军每月进行军事演习一次。

　　限于军费，曾国藩选择在古北口、正定、保定三镇试点练军。在承办天津教案前，曾国藩共训练成功了三千练军。这只小规模的新式陆军，作为示范被成功推广到全国，各省纷纷效仿。在同治朝后期，存在两百多年的旗兵和绿营终于在历史上逐渐销声敛迹了。练军逐渐成为大清国攘外安内的军事中坚。曾国藩的军事实践成熟于湘军，升华于练军。他让中国的军队逐渐从半近代化过渡到近代化。从这一点来说，曾国藩是近代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事家。

　　曾国藩无意做军阀，然而他的军事实践在客观上成为近代军阀的起源。大清立国，为了中央集权，防止唐末藩镇割据的重演。在康熙以前设由满蒙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时设南书房，雍正时设军机处，收归天下财权、军权。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朝廷一改对权力的吝啬，开始有限度的让权于地方督抚大员。这就为曾国藩“兵为将有”提供了历史机缘。这也是湘系、淮系势力崛起的根源。曾国藩逝去大约四十年后，坐拥北洋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袁世凯由丞相向前跨了一大步胆敢登上皇帝的宝座，他的老东家尸骨未寒的大清国也只能望洋兴叹了。尽管袁世凯只过了三个月的皇帝瘾。袁世凯的荒唐肯定不是曾国藩的初衷。近代军阀给中国闯下的大祸，要由曾国藩来负责吗？当然不是。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王朝给自己设下的死局。

　　文人治国最不情愿也最不擅长的的就是带兵打仗。专司民政是封建士大夫们的集体理想。军政本一家，但自古以来，文官政治已深入人心，那些崇尚铁和血的将军们历来被温文尔雅的文官们斥为莽汉勇夫。曾国藩由湘军起家，他办了大半辈子的军事，让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那一段十三年的京官生涯和两任两江总督的生涯。在那些年月，他可以尽情的施展为官一方造福于民的文官理想。在行将就木之年，曾国藩有幸重温那段熟悉的岁月。

　　整顿直隶的吏治和积狱是曾国藩为官直隶的头等大事。
　　连年战乱，官场腐败透顶，民间积狱难伸。同治八年﹙1869年﹚，直隶积狱已达一万两千余件。京控案件一百三十余件，京控是指直接控告到朝廷的大案要案。曾国藩感叹，直隶官场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针对这混乱的秩序，曾国藩对症下药开了三道药方。
　　日期：2011-03-04　16:40:54
　　一是借朝廷以立威严。曾国藩于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初八到任，三月十六日便上奏《参劾直隶劣员，并报贤员折》，参劾劣员共计十一名，其中知县九名，知州一名，知府一名。在惩处意见中，请予革职的共有八名，革职永不叙用的有三名。报奖贤员十名，其中知县一名，知州五名，知府四名。同年八月初六日，又上折《续查直隶各员据实举劾》。这次弹劾劣员八人，其中知县五人，知州三人。保贤九人，知县五人，知州三人，知府一人。曾国藩到任伊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上两折，奖惩鲜明，掷地有声。直隶官场为之震动。为曾国藩的下一个步骤做好了铺垫。

　　二是陈明事理以规劝。他颁布了劝诫浅语十六条，分别为《劝诫州县四条》、《劝诫营官四条》、《劝诫委员四条》、《劝诫绅士四条》，劝诫对象为大小文武员弁，劝诫内容为爱民、尽职、廉洁之类。劝诫语反映了曾国藩基本的吏治思想。